凌行正是我特别尊敬的一位文学评论家。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位资深文学编辑，文学评论只是他的副业。他的目光如炬，一下子就能捕捉到作品的价值所在，经常在一些场合听他对文学作品鞭辟入里的分析，让我心悦诚服，也获益匪浅。但更让我尊敬的是他的谦逊的品格以及由此带来的他对文学的姿态：宽容，兼听，坚守。他总是
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路南下的胜利大进军中，19岁的凌行正放弃了考大学的念头，报名参军，成为一名革命军人。毫无疑问，凌行正的一生是革命化的一生。革命这个词汇逐渐离我们远去，甚至蒙上一层阴影。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个性挣脱牢笼，获得充分的解放，在个性解放的年代里，人们往往将个性与革命视为不可调和的对立物，于是革命化就变成了消灭个性的同义词，革命史就成了一部没有个性的历史。但是在凌行正的自传性三部曲中，我们读到了一种革命化的个人史，或者说这是一种个人化的革命史。
革命是一场统一的社会行动，革命需要统一意志，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注定会泯灭个性。每一个加入到革命大潮中的人都带着各自的个性，会有各自不同的表现。但是为什么人们有时一谈到革命历史，就认定这里是没有个性可言的呢？显然，导致这一想法的原因并不是革命本身，而是我们对于革命的叙述。我们过去对于革命的叙述存在着很多的偏见，其中最大的偏见就是认为讲革命的一致性就不能讲个性的丰富多样性。以这样的偏见来叙述革命历史，丰富多彩的个性发展就被过滤掉了。关于革命历史就有了一个统一的模式，比方说，知识分子加入到革命队伍，就免不了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调的模式。一般来说，这个模式也符合革命的要求。从凌行正的经历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改造的痕迹，但同时也看到一个知识者的个性是如何在改造的语境中生长和成熟的。自传三部曲的第一部《初踏疆场》仅仅写了十九岁参军后这一年间的经历，从一个中学生懵懂地报名参军到获得第一份立功证书，他在革命的磨炼下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在这种改变中，他的崇尚知识的个性也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甚至这种个性也影响到他在革命队伍里发展的走向。更重要的是，凌行正还写出了革命队伍中不少人的鲜明个性，如思想敏锐的张眼镜，如说出“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坐大车的”这句成为大家相互签名题字的“名言”的还很天真单纯的“小女同志”；还写出了革命生活中那些富有个性的行为。如他们为乡亲们挑水时，“老板胖”一夜之间就在厨房里添了两口大缸，分队长既要保证做到“水满缸”，又要安抚心生怨言的战士，便说要在晚上开会时表扬两次。
在凌行正的自传性三部曲中，这样的充满个性精神的细节俯拾即是。这样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革命时代的丰富性，看到了革命化的复杂性。同时，凌行正对革命生活中这类个性化的细节的重视和珍惜，使他在精神上始终保持着一块个性的空间，这无疑影响到他对历史的判断。所以，我觉得凌行正的自传性三部曲具有一种匡正历史观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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