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城乡发展的失衡、区域经济的失衡、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以及分配的失衡等等，都是民生问题的一个侧面。因此，聚焦民生，就找到了问题的要害。关注和重视民生，是理念的更新，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民生离不开衣、食、住、行，脱离多数人的生计来谈论民生，只会是一个空
在我国现阶段，民生之所以变为一个“问题”，成为各界的热门话题，是因为社会成员在经济上的分层化越来越明显，差距有加大的趋势。在现象层面上表现出来的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问题，无一不是指向困难群体的。对于他们而言，主要的资本是体力，主要的（或惟一的）收入是工资。不言而喻，对于他们来说，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就变成了“问题”，故而有了“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等广为存在的社会现象。但对于富裕人群来讲，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他们的主要资本不是体力，主要收入是高薪或是股息、红利、租金等资产性收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拥有较多财产和收入的人，自然就拥有更大的权利。这种权力是用货币来标识的，从而属于经济权利。这种经济权利的不平等，必然造成消费的不平等。从生存的角度来观察，消费的不平等最具有威胁性。
仅靠体力劳动为生的人是社会的大多数，他们才是民生问题的真正主体。实现基本消费的权利平等化，是民生的要义所在。改善和保障民生，也就是要推进消费权利的平等化，减少财产、收入不平等所带来的消费不平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不平等、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处于三个不同的层次。从不平等程度来说，只要是市场经济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向，那就是“财产不平等＞收入不平等＞消费不平等”。但从对于人的重要程度来衡量，却是相反的序列：“消费＞收入＞财产”。从消费、收入、财产对于人的重要程度不同这一点延伸开来，从社会角度来观察，就会产生如下关系：消费的平等性要求远大于收入和财产的平等性要求。民生之于社会的重要性，正是基于消费之于人的重要性。
站在个体角度，个人消费水平取决于个人收入和财产的多寡。但若站在社会角度，绝不能得出相反的结论：收入、财产少的人只能少消费，无收入、财产的人就不消费。“民生”这个命题之所以产生，并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正是因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否定了上述结论。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切平等，包括消费、收入和财产。而当前社会生产力所能容纳的“平等”，只能是基本消费平等，消费、收入和财产的全面平等还难以达成。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即使是基本消费平等也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才能实现。
基本消费包括保障基本营养、基本住房、基本教育和基本保健。这“四个基本”是改善和保障民生的基本内容，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应当平等享有的。消费活动总是由个人来完成的，但从消费成本的支付方式来看，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由个人支付的私人消费，二是由政府买单的公共消费。一般而言，吃饭穿衣多是由个人来支付的，基本教育和基本保健多由政府来付账。公共消费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无疑有助于民生的改善。私人消费按照其支付来源分析，又可分为两块：一是由私人收入实现的私人消费，如工薪收入、资产性收入等；二是通过社会保险和转移支付来实现的私人消费，如失业救济金、养老金、社会救济金等。对于前者，就业最重要；对于后者，社会保障制度是基础。可见，改善民生，实现基本消费的平等，离不开就业、公共财政、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等相关的制度与政策。随着这些制度和政策的健全与完善，由收入、财产不平等所导致的基本消费不平等（即民生问题）就可大大缓解。
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来分析，民生问题也是内在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之中的基本问题。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四环节，民生属于消费范畴，自然就与社会再生产过程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民生出现了“问题”，意味着社会再生产过程出现了梗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落脚点实质也是在民生问题上。广大劳动者绝对贫困化，变成了无产阶级，由收入、财产不平等所带来的消费的极端不平等，导致民不聊生，消费需求不足，产品卖不出去，引发经济危机。这个逻辑也被凯恩斯所发现，只不过用另一套话语提出了与马克思不同的主张，即，通过政府干预来克服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异化，缓解手段与目的被颠倒所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以保持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畅。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我们关注民生，重视民生，就是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是社会再产生过程的出发点和归宿，但市场推动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不会自动实现这一点，经济权利的不平等总是在消解它。改善民生，保障民生，就要借助于政府与社会的力量来构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以使民生问题――基本消费的平等化，能被“锁定”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之中，以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