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帝的传说由来已久，历代人们都把黄帝（或炎黄二帝）看作是华夏的始祖。这种民族与文化的认同感形成了极强的凝聚力，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而黄帝传说在我国古史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黄帝与“黄帝文化”也就成为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传统的黄帝及其文化研究，多是对先秦以来的史
黄帝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文化应分布于中国的黄土地带、特别是黄河中游一带。因此，黄河中游的史前文化研究，就成为研究“黄帝文化”的基础。位于陕西黄陵县桥山的黄帝陵，是历代公祭黄帝的重要场所。黄帝陵所在的陕北一带，有着十分丰富的史前文化。研究黄帝及其文化，理应首先从这里出发。
基于上述想法，2007年3月14至16日，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学系与延安市文物局、延安市文物研究所及黄陵县文物旅游局等单位合作，对黄帝陵及周边的史前遗址做了初步的调查。由于雨雪天气的影响，仅踏查了位于黄帝陵所在的桥山上城遗址和田庄乡赵桌遗址，但也有一些收获。
桥山上城遗址，位于黄陵县城的桥山南坡，北距黄帝陵冢约500米。遗址面积约1.25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时期灰坑、墓葬等遗迹，为仰韶文化中期遗存（约距今6000~5500年）。墓葬压于唐代上城城墙之下，部分已被破坏。形制为竖穴土坑墓；人骨仅存上肢、躯干和头骨，初步判断为一成年个体。由于仰韶文化中期的墓葬发现极少，这座位于黄陵桥山残墓的发现，为从古人类的体质特征及遗传基因方面探索史前诸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赵桌遗址，位于黄帝陵之东的田庄乡赵桌村南，面积约50万平方米，是一处大型仰韶文化遗址。在断面上发现有灰坑、陶窑等遗迹。窑址残宽0.7米，残高0.65米，存留部分似为火膛，上部有火烧土，下部为较为松软的灰土。依据发现的陶片等遗物判断，该遗址年代为仰韶文化中期，与桥山上城遗址大体同时。
此外，据陕西省文物普查资料，全省共发现史前时期遗址4200余处，其中陕北的延安、榆林达2000余处。因此，黄帝陵所在的陕北黄土高原，是探索“黄帝文化”的重要区域之一。二
有学者认为，黄帝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对应的是仰韶文化，并把黄帝时代的年代框架界定在距今6000年至5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黄帝故里在河南新郑，黄帝都有熊的历史阶段，对应考古学文化是主要分布于郑州――洛阳之间的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依据这一观点，黄帝文化的中心在河南，与豫中地区仰韶时期文化相关联。
关于仰韶文化时空范围的界定，学术界历来有着不同的观点。笔者近来发表了《关于仰韶文化的时空范围界定问题》一文，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仰韶文化最初发现于豫西的渑池县仰韶村并得以命名，这使许多人相信豫西是仰韶文化的中心所在。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郑州至洛阳之间的大河村类型文化与主要分布于渭水流域的仰韶文化应该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
依据目前公布的调查数据看，陕西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最多，达2040余处，主要分布在关中和陕北南部的延安地区，两地相加达1774处，其中耀县石柱塬遗址，面积竟达300万平方米，是目前仰韶文化分布区面积最大的遗址。而河南全省发现的仰韶时期遗址（包括大河村类型文化）共633处，其中豫西地区153处，目前尚未发现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的特大型遗址。因此，渭水及其支流泾、洛河流域，理应是仰韶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和中心所在。
黄帝陵所在的陕北南部的延安地区，属洛河中上游。调查表明，这一带是仰韶文化的重要分布区之一，已发现遗址545处。其中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的特大型遗址3处（富县交道遗址面积为250万平方米，洛川?盘遗址150万平方米，洛川新店遗址120万平方米），面积在3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遗址也近30处；最早的属仰韶文化早期，大部分遗址属所谓“黄帝文化“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而被认为是“黄帝故里”的河南新郑，仅发现仰韶文化遗址9处，最大的一处面积仅10万平方米。因此，如果把仰韶文化与“黄帝文化”联系起来的话，黄帝陵所在区域的考古学文化，理应是探索“黄帝文化”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地区。三
黄帝被推崇为“人文初祖”，传说黄帝时期有许多发明，如以玉为兵、采铜铸鼎、制图做书等。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不断深入，黄帝时期的发明创造，几乎都可在龙山时代的遗存中得到印证。因此赞同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约距今5000~4000年）的观点越来越多。
许多学者赞同中国文明起源多元一体论。即文明因素的起源是多地区多元的，中国古代文明是在各地史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下，碰撞、汇聚、融合而走向统一的。基于这种认识，研究文明起源时期的“黄帝文化”，就不能把眼光仅仅盯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各地龙山时代甚至更早的文化都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
陕西共发现龙山时代遗址2200处，其中陕北占了64%。这一区域龙山时代文化既同关中周边同时期文化相互影响，又显示出许多地域性特点。如数量较多的石城堡、窑洞式的民居和大型聚落、极具地域特色的三足陶瓮和大量精美的玉器等。近年来还发现有夏商时期的遗存，有着从史前到夏商的文化发展序列。
古有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的说法，这种说法似乎也可以从考古发现中证实。龙山时代的各地均发现有数量较多的玉琮、玉璧、玉钺等礼器，并多被后来的夏商周三代所继承。陕北地区早在上世纪40~60年代，就曾在延安芦山峁遗址先后出土过大量的玉器，有琮、璧、钺、瑗、璜、七孔刀等，属龙山时代。这批玉器制作精良，显示出很高的工艺水平。特别令人惊奇的是其中一件玉琮，形制、花纹和材质，均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同类器十分相似，这似乎显示出龙山时代不同区域文化交流的信息。在稍晚的龙山时代之未至夏时期的神木石峁和新华遗址，也先后出土过大批精美的玉器。
又据报道，2006年5月，在榆林市附近的一处龙山时代遗址中，发现小刀和指环两件铜器。如果年代判断无误的话，这是迄今为止陕西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铜器。近年来，还在陕北北部发现了一系列龙山时代的城址。
上述发现说明，陕北地区不仅分布着十分丰富的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其发展水平也并不低于周边其它地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或五帝时代文化，是不能无视这一客观事实的。四
史前的陕北，处于北方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过渡地带，是一个诸文化交汇、融合、演化的重要区域之一，也曾孕育出许多文明的因素，并在中国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这一区域目前的基础性的考古工作所做甚少，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与编年框架尚待进一步建立，遗址的文化性质也还需进一步认识。今后应加强这一区域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为探索“黄帝文化”提供更多的线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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