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永刚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著有《亚太战略格局与中国海军》、《新地缘政治》、《世界新军事变革与我军现代化跨越式发展》、《推进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发展的战略思考》等。
军事文化自觉，是指军事文化主体对文化与军事的内在关系，文化在军事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作用方式，文化建设的方针原则以及通过文化建设促进军事发展的途径和方法等问题的一种理性认知。保持军事文化自觉，就是在推进中国军事文化发展中，积极倡导批判精神、反思精神、创新精神、兼容精神，时刻做到“自知之明”。军事文化自觉意识强，军事文化就发展、就繁荣、就创新，在军事实践中的作用就突出；军事文化自觉意识弱，军事文化发展就缓慢、就衰落、就保守，在军事实践中的作用就弱化。一个缺乏“军事文化自觉”的民族必然是一个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一支缺乏“军事文化自觉”的军队必然是一支缺乏战斗精神的军队，一种缺乏“军事文化自觉”的军事文化必然是缺乏创新精神的文化。提高军事文化认识水平及军事文化反省力度，保持清醒的军事文化自觉意识，创新中国先进军事文化，是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实现我军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百家谈兵”与中国古代军事文化自觉意识的萌芽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自觉意识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代，新旧社会的更替、意识形态领域的百家争鸣、战事活动的频仍造成人才流动的空前活跃；而争霸战争的迫切需要、战争领域出现的崭新气象、“学术下移”所导致的文化繁荣局面，为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也带来“百家莫不言兵”的奇特景象。如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虽然非常讨厌战争，曾发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的无奈叹息和奉劝，但后世学者却认为《老子》八十一章“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孔子一生致力于儒学的传播，提倡“以仁为本”，但其授业的“六艺”中，“射”及“御”却是必修课；在他的七十二贤人中，军事人才不乏其人；孟子虽提出“故善战者服上刑”的主张，但也提出“以至仁伐至不仁”的儒家战争观。战国时期儒学大师荀子著有《荀子》三十二篇，在其中的《议兵》篇专门论述军事问题，提出“以仁治国，以仁治兵”的军事思想。墨子提出“兼爱”、“非攻”思想，特别系统地论述了古代城市防御战理论，受到后来历朝历代的重视。至于法家特别是兵家的代表人物更是以谈兵为职业追求。
尽管诸子百家之间在战争观等问题上相互攻讦，但对军事文化要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却极为关注，体现了一种明显的军事文化自觉。诸子百家对军事文化的认识，用今天的眼光看缺乏科学理性，甚至带有唯心主义的迷信色彩，但仍渗透出了一种令人振奋的批判精神、反思精神、竞争精神、创新精神乃至兼容精神，这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形成并迅速成长为中国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最绚丽的花朵的最深层动因和灵魂。面对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和军事领域发生的诸多变化，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适应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冷兵器军事变革趋势，以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以及经验思维方式为方法论武器，勇敢批判并突破所谓“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不加丧”、“不因凶”等违背军事规律的旧军礼制度的限制，打破“学在官府”的文化格局，积极倡导“百家争鸣”，向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天道”发出挑战，抛弃“占卜”这一军事决策模式，进而形成通过“庙算”即以经验判断为主的军事决策模式，在不断反思、相互竞争与兼容中大胆进行军事理论创新和军事实践创新，不断探索冷兵器时代军事活动规律，终于成功地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冷兵器形态军事变革的国家。
“以儒统兵”与中国古代军事文化自觉意识的迷失
在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发展过程中，儒学对传统兵学的整合是一个令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儒学与兵学合流、整合并最终实现“以儒统兵”的过程。“以儒统兵”实质上就是要用儒学思想改造兵学并将兵学完全纳入儒学的思想体系之中，这一方面为兵学的发展取得了官方合法地位，但却造成中国古代军事文化自觉意识的逐渐迷失。这种整合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战国中晚期儒学与兵学相互渗透阶段。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走向统一的大趋势下，思想学术的发展也遵循着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呈现出综合融会的潮流，诸子学说由对立走向兼容、由标新立异走向互补借鉴，中国古代军事文化自觉得到很好的延续和发扬。
两汉至隋唐时期儒学对兵学的初步整合阶段。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兵之间平等的学术交流逐渐向儒学主导下的“以儒统兵”转化，兵学开始被改造成为儒学的一部分，服从和服务于儒学的政治伦理学说，儒家战争观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也最终形成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崇尚和平、内向持重的传统品格。这使朴素的中国古代军事文化自觉沾染上一种理性色彩，但也埋下儒学最终主导和统治兵学并导致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中的批判精神、创新精神逐渐迷失的种子。
两宋时期儒学对兵学整合基本完成阶段。为了实现由儒学来统领兵学、使兵学服务于儒家的仁义道德的目的，宋代统治者一方面整理、编辑、出版《太平御览》、《武经总要》和《武经七书》等兵书，用儒家思想改造兵学；另一方面又实行以文制武、文臣统兵的制度，造成一种儒学兵家化和兵学儒家化的发展趋势，从而在组织制度上巩固了“以儒统兵”的主导地位。
明清之际儒学对兵学整合的全面深化阶段。许多儒将如戚继光、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开始以务实的态度关注军事问题，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思考兵学儒学化问题，一改传统兵学重宏观轻微观、重定性轻定量、重哲理体悟轻具体分析、重道轻器的思维模式，主张军事理论与武器实际操作并重，在军事著述中力求通俗口语化，推动军事理论向专业化方向发展，试图用传统儒学对传统兵学从范畴到体系再到军事实践的各个环节进行全方位的整合。但由于这只是一次儒学内部少数人推动的自我反思运动，没有成为兵学发展的主流，更缺乏以鲜明的批判精神、竞争精神、兼容精神、创新精神为标志的军事文化自觉，没有完成中国传统兵学近代化的转型使命。
透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发展的缓慢脚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方面，“以儒统兵”推动中国传统兵学既重战又慎战的理性主义精神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兵学的理论内涵，增强了传统兵学的理论性、思辨性和学术体系的完备性、系统性。另一方面，儒学对兵学的全面整合又造成中国古代军事文化自觉意识的迷失，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中国传统兵学在尊奉经典的学术方针和“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的“双重束缚”中，丧失蕴含着“自知之明”和与时俱进精神的军事文化自觉，最终导致中国近代与西方列强屡战屡败的悲惨结局。
“救亡图存”与中国近代军事文化自觉意识的复苏
鸦片战争，既是近代中西军事力量之间的第一次正面撞击，也是中西两种不同军事文化体系之间的首次对视和冲突。割地赔款的战败结局，不仅凸显中国军事实力相对于西方近代军事发展水平的“时代差”，而且也使“以儒家的仁义为体，以兵家的谋略为用”为基本精神的，即所谓“论理不论势”的中国传统军事文化，在与以“强权即公理”、“丛林法则”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即所谓“论势不论理”的西方近代军事文化的较量中显得苍白无力，成为一种弱势文化并陷入严重的发展困境。在“救亡图存”时代主题的召唤下，“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变法自强”、“强兵富国”日益成为中国近代军事文化发展的主旋律，以“自知之明”、学习西方、民族自强、尚武观念、民族主义为内涵的中国近代军事文化自觉意识逐渐复苏，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开始向近代军事文化的历史转型。
林则徐、魏源率先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一方面突破“夷夏大防”的传统心态，使中国人第一次对自己的军事文化有了“自知之明”，把自己摆到了“学生”的位置，要通过“师夷”去“制夷”，这体现了一种批判、兼容精神和学习进取意识；另一方面也突破中国传统军事文化“重道轻器”的价值观念，开始重视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在提高军队战斗力中的作用，这实际上是唤醒了中国近代军事科技文化自觉，揭开了中国传统军事文化向近代转型的序幕。举国上下逐渐形成尚武氛围，不少青年怀着强兵救国的梦想，踊跃报考国内外军校，成为推进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中坚力量。但是总的来看，中国近代军事文化自觉意识仍处于萌芽和复苏阶段，没有上升到科学理性的高度。“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历史使命，对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富含时代精神、科学精神、批判精神、反思精神、创新精神、兼容精神的中国现代军事文化自觉发出最急切的呼唤。这一重任，历史地落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独立富强”与中国先进军事文化自觉意识的催生
20世纪，是中国追求独立富强的世纪，是中国走向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世纪，也是中国催生和培育先进军事文化自觉的世纪。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紧紧围绕“独立富强”这一世纪主题，牢牢把握中国先进军事文化的前进方向，真正超越军事器物、制度层面而从军事思想文化层面深刻反思中国近代军事上“屡战屡败”的原因，提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和富有时代特征的军事文化论断，形成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先进军事文化观，催生和培育了具有“自知之明”蕴含和批判创新精神的先进军事文化自觉，为我军的创立、建设和发展，为中国军事变革和我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成为我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
进入21世纪，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实现我军现代化跨越式发展，既是一场为维护中国独立富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的深刻而广泛的军事革命，也是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文化历史性转型。要深刻反思军事文化自觉与中国军事变革的因果联系，继承和发扬我军注重“军事文化自觉”的优良传统，认真贯彻我党关于发展中国先进军事文化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更高的军事文化自觉性：
一是要对先进军事文化的地位作用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既要反对片面强调军事活动中的物质因素、否认或贬低科学文化知识与先进军事思想观念等文化因素在军事活动中的突出作用，也要反对否认或贬低武器装备等物质因素的决定作用、把军事文化看成是支配军事活动方向与结果的根本因素。必须认清：军事文化是制约和影响军事活动的重要因素，这种因素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社会加速形成、信息化军事变革突飞猛进的条件下，将越来越成为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重要战略力量。中国先进军事文化自觉首先应当“自觉”在这里。
二是要对新时期中国军事文化安全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既要反对秉持“中华文化中心论”、“中华文化优越论”的“文化保守主义”，也要反对奉行“西方文化中心论”、“西方文化优越论”的“文化虚无主义”。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化创新主义。必须认清：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竞争、冲突、融合日益增强的新形势下，无论是主张“文化本位”的“文化保守主义”还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都不能真正维护中国的军事文化安全。我们既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军事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防止和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包括军事文化的侵略和意识形态渗透，维护中国军事文化主权和安全，又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决摒弃陈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积极吸取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军事文化成果，确立同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思维。中国先进军事文化自觉的重点应当“自觉”在这里。
三是要对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发展的特点规律进行务实探索。既要反对机械地以先进社会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取代先进军事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的“文化共性论”，也要反对片面强调先进军事文化发展的特殊性而否认先进社会文化发展的普遍性的“文化个性论”，而是要坚持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发展与先进社会文化发展的“和而不同论”。必须认清：中国先进军事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中国先进文化的一般共性，又具有自身的特殊要求和独特个性。“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的本质特征，必然要求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在指导思想、价值取向和实践功能方面体现中国先进文化的基本要求，遵循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并始终走在全社会的前列；而军事性质的政治性、军事使命的崇高性、军事斗争的残酷性、军队精神的战斗性、军人职业的奉献性，又必然要求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在与中国先进文化“和”的过程中保持自己“不同”的鲜明特色和个性，遵循自身发展的特点规律。因此，推进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发展，必须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地探索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中国先进军事文化自觉的核心应当“自觉”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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