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短文，我几次拿起笔又放下，写不下去。他那祥和的表情仍在我眼前，他那开朗的说笑声仍在我耳边，怎么能相信他就走了呢？
古人言“文人相轻”，现代文坛也有“是非圈子”之说。召开某位的“作品研讨会”，常有这伙人来那伙人就不来的局面。可是2000年12月在合肥开鲁彦周作品研讨会，光北京、上海两地，
人缘好声望高，首先要作品写得好。这个“好”不只在文字功力、写作技巧，更主要的是作者本人道德感、责任心的表现。举个例子：我当了二十多年右派，却没写过有关“反右”的作品。彦周兄并没戴上右派帽子，但第一部写此类题材、又得了金鸡奖的作品却是《天云山传奇》，作品如实描述了我等的心声，看得我泪流满面。我对他说：“你的天云山写得太好了。”他说：“你要是写会比我写得更好，我是观察，你是体验。可你为什么不写呢？”我说：“好容易结上了伤疤，不愿意再揭它了。也不愿再惹麻烦。”他说：“你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我写它就是要人们别忘记历史教训。我也觉得有点冒险，可总要把堵在心口的话说出来呀，我相信自己的动机、立场是正确的。”从这里，我看到了彦周在写作上的坚毅精神。
彦周对同行文友，热心关怀。1973年他自己刚到“创作研究室”，就设法顶着压力，帮几个作家从窘境中解脱出来，使肖马、贾梦雷、江深等同志有了工作机会。“文革”刚过去，他就又在省文化部门，为更多文人提供了展示才能的机会。但他只在背地里做好事，从不自我宣扬。
私人交往中，彦周那一片热心和诚意令我感激难忘。上世纪80、90年代,我读了点禅宗经典，对六祖慧能的经历和史迹很崇敬。虽然我当新四军时，在安徽、湖北一代战斗过，但从没到过蕲州、宿松和黄梅。1993年秋季，彦周和我一起开会，我说起日本文体与中国文化的渊源，以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为例，说他有一次来中国，专程到黄梅参拜六祖遗迹，还从东禅寺地上捡起一粒菩提籽，偷偷带回日本（植物种子是不能过海关的），种在他的窗外，后来长成小树，被他视为珍宝。我说：“真遗憾，日本作家都专程朝拜过的地方，我这中国人却至今没机会去。”彦周听了马上说：“这好办，你定日子，我和刘祖慈两人陪你去。我对那地方熟，为你带路；祖慈信仰佛教，他为你解说。”那时，正是彦周创作高峰期，对他来说一寸光阴一寸金，我怎好打扰？便谢绝他的好意。他见我有意推托，便说：“那我跟祖慈商量一下，替你定个时间，你接到通知
就来好了。我创作紧张，正好跟你一块休息几天嘛！”我以为不定何时才会实现，便点头称谢，不料过了不久，他就来电话说连车都已备好，请马上过来。
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从合肥去潜山要走两天。头天住在桐城，他们领我参观了桐城派文学大师的遗迹。第二天赶到潜山，已近黄昏，我们在街上走了走，看看张恨水先生故居小巷。转过天又在潜山呆了一天，参观了曹禺、张恨水两位先生的展览馆。第四天，才开车去了宿松和黄梅，拜访四祖寺和黄梅东禅寺。当时已是秋天，东禅寺建在黄梅群山的顶峰上。山上的气候与山下呈垂直分布，9月初山巅上已草木枯黄，急于南行的雁队鸣声，更增加了萧索之色，站在山岩上,仿佛看到慧能大师踏着霜叶背柴，顶着皓月舂米的景象。至今在我的脑海中，仍然保持着这一清晰的景象，因而我也永远感激彦周和祖慈给我的这次机会。
彦周对我的关照一言难尽，在他没住院以前，只要我到安徽，他总要尽兄长之情。他身体好时曾陪我去过池州、敬亭、巢湖等地采风访问。有一次我到马鞍山开会，本打算会后去合肥看他，谁知他竟提前赶到马鞍山来等我了，既叫我喜出望外也颇为歉疚。这几年他身体欠佳，我也忙于俗务，见面机会少了，但每逢年节假，我们必通电话。最近几次我打电话过去，嫂夫人告诉我，他住医院没能回家。我把电话打到病房，他很是高兴，但总是说：“我这是老病了，短时间内没危险，你不要担心。”而每到新茶采摘时节，我和李国文等几个朋友还必定收到他寄的新茶。而我也认为，像他这种慢性病，虽然痛苦，但还不会有危险。现在才悟知，近两年的茶叶是嫂夫人采购和邮寄，由他签的名了。
彦周辞世，我不是一般地悲痛。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唯一的安慰是鲁彦周这个名字，将永远在中国文学史上闪放光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