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学家钱穆先生曾云：“中国名山胜地，多资学人以考古之需。如登泰山，历代政事学业，有关国家民族兴亡之大，皆足参考。”古人有关泰山的记述，先秦以下，卷帙甚富，而明人汪子卿《泰山志》（下文简称“汪志”，初刊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是
今有山东泰山学院青年学者周郢先生，搜求海内外现存《泰山志》各本，完成《泰山志校证》（下文简称《校证》）一书，凡60余万言，由黄山书社出版。“校证”是对原书标点整理，对志文疏解、补苴、考订。征引的各种文献几近千种，包括甲骨、简牍、金石、敦煌写卷、档案文献、有关稿本以及大量的中外典籍，从中辑录了众多前人未见的珍贵资料，并采用作者和时贤研究的新成果，使这部《校证》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
《校证》对汪志的“校勘”，参校了现存各本及其他有关著述。凡汪志征引的古籍，大多用原典覆校；引录的碑石资料，则用原刻或拓本对校，因此订正了原书不少讹误。如卷二记吕岩诗刻，年代记为宋“天圣”，“校记”据今泰山王母池吕公洞壁诗刻及阮元《山左金石志》诸书所录吕岩题诗原署年月改作“绍圣”；又，卷三所录唐李义府《隽州遥叙封禅》诗，而校记则考唐代有?州（今四川西昌）而无“隽州”，因据《全唐诗》卷三五改“隽”为“?”；又，同卷所录元王奕《和元遗山呈泰山天倪布山张真人》诗，脱去后四句，校记则据枕碧楼丛书本《玉斗山人集》卷二所录予以补足；又，同卷所录明王讴《登岱》诗有“沉壁汉封坛”句，校记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原刻拓本改为“沉璧”。《校证》此类正讹处很多，更增加了本志的文献价值。
《校证》对汪志的“笺证”尤具特色：其一，以原志为纲，于古籍资料广为梳耙，吸纳当代学界和作者的研究成果，如考“明太祖去泰山神封号之思想渊源”，“韩愈请封禅事之评议”，“碧霞元君信仰之演变”等等，均具新见解，发覆探微，为前人所未道。其二，汪志分门记事多散乱而缺乏条理，“笺证”力图为之弥补。如汪志所记泰山祭祀，分系各条，“笺证”于第一次出现时予以通论，以展示其历史发展与沿变之轨迹；汪志记泰山诸刻，散见各门，“笺证”则在其最后一次出现时综述其分布、内容与价值。《校证》书末附“《泰山志》内容分类索引”，对原书内容重新标目分类，便于读者检索。其三，据《校证》书末附录“《泰山志・笺证》分类标目”所载，本书所做笺证专题近300条，各条内容大致完整。这些笺证，分别依属于汪志，可补原志记述的不足；按此“标目”检索阅读，则可见它们是自成系统的有关泰山史事的考述和资料汇编。其四，全书第一条笺雍焯《泰山志序》“泰山往无志”，追溯汪志前的泰山历代著述之源流，揭出明《志》出现之学术背景；全书最末一条笺佚名《书“泰山志”后》，述汪志之后泰山史志修纂大略，并附汉代以下至清代泰山著述要目，便于读者了解汪志的学术价值和影响，编排之际，俱见匠心。
综观《校证》之“笺证”，言必有据；其体式，尤为古籍整理的一种新探索；其内容，则扩及古代文史研究的许多方面。校证者能做到这一点，与其长期的知识积累有关。校证者自幼酷爱文史，虽非“科班”出身，却能转益多师，虚心向学界前辈广泛求教，十几岁时便因其文史研究成果而受邀参加《泰山志》的编修。此后博览古今史籍，并实勘各处碑刻、胜迹，搜求各种家藏文献，所得甚富，考论多突破前人的局限，从《校证》一书中之所引所考便可见其功力一斑。如据泰安大汶口镇《承德堂刘氏族谱》记述，考出今存著名的泰山岱庙壁画《泰山神启跸回銮图》，绘于清康熙十七年（1678）岱庙重修之役，出自民间画工刘志学等之手，解决了长期困扰学界的这一问题。
《泰山志校证》周郢著黄山书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