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经世实学的近代转型，既表现在学术内容的更新上，更表现在学术精神的更新上。
●作为一种悠久而富于生机的人文传统，经世实学对于现代人文精神的建构仍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经世实学以社会人生问题为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强调学术的功用合理性
与价值合理性统一，蕴含着丰厚而深刻的人文精神，值得我们去深入地发掘和利用。
王国维曾将清代学术分为国初、乾嘉与道咸以降三个时段，其各自的特征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一个“新”字，十分准确地概括出了晚清经世实学近代转型的趋向。
晚清经世实学的近代转型，首先表现在学术内容的更新上。为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晚清经世派人士不仅从传统学术中寻找经世致用的文化资源，而且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广采博纳外域新知。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人士，深感以土地、赋税、荒政、礼治、盐政、河工、治兵、漕运等实政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经世实学已不敷时用，他们接过林则徐、魏源所倡导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旗帜，采西学，设局厂，谋自强，掀起了一场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这一以“师夷智”为新内涵的经世运动，不仅给经世实学注入了新内容，而且导致了中国文化结构的异动。而以冯桂芬、郭嵩焘、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人士，更认识到西方社会的“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还要学习西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实行更深刻的社会变革。其经世思想无论是在治体上还是在治法上，都大大逸出了中国“古学”的轨范。
在学术分类上，晚清经世派人士将“经世”与“义理”、“考据”、“辞章”并列，明确地在中国学术门类中增加了“经世之学”。而且随着时势的变化，“经世之学”的学术门类也在不断扩展。如果说贺长龄、魏源在《皇朝经世文编》中将经世之学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和工政八门，还基本上属于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范围，没有太多的近代意义；那么，在接下来的续编、三编、四编和五编中，门目陆续增加，已非初时的八门分科所能涵盖。如1902年何良栋编辑的《皇朝经世文四编》，不仅在贺编原有八门之外另加“外部”门，专门介绍各国情况；而且在子目的设计上，也多有增加和变化。如“学术门”，贺编分为原学、儒行、法语、广论、文学、师友六目，何编则分为原学、法语、儒行、书籍、译著、通论、格致、算学、测算、天学、地学、光学、电学、化学、重学、汽学、身学、医学十八目，虽然仍有原学、法语、儒行、师友等目，但却以讲学、译学、劝学为主。此外，“治体”门增富强、变法等目，“户政”门增银行、赛会、公司等目，“礼政”门增公法、议院等目，“工政”门增机器、铁路等目。这一系列变化，显示出经世实学向近代新学演进的趋势，并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学术分科发展的基础。
晚清经世实学的近代转型，更表现在学术精神的更新上。冯友兰曾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把中国传统学术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两个时期，他说：“自汉武用董仲舒之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于是中国大部分之思想统一于儒，而儒家之学，又确定为经学。自此以后，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大多数著书立说之人，其学说无论如何新奇，皆须于经学中求有根据，方可为一般人所信受。经学虽常随时代而变，而各时代精神，大部分必于经学中表现之。故就历史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概言之，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则经学时代也。”“则古称先”、“子曰诗云”的经学思维长期左右着中国学术，形成儒家道统凌驾和统驭一切学术门类的局面，严重桎梏了科学精神的发展。作为从旧文化体系中外化出来的文化形态，经世实学当然也深受经学的影响与束缚。因此，晚清经世实学近代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通过对实事求是知性精神的张扬，逐步突破经学思维的独尊、封闭和保守，实现了学术精神的近代转换。
进入20世纪，随着近代学术的制度化和社会化，传统文、史、哲混融兼治，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兼容并包的研究统系，为逐渐兴起的新学科所代替，学术研究开始向窄而深的专门化、实证化的方向发展，经世实学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文化形态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作为一种悠久而富于生机的人文传统，经世实学对于现代人文精神的建构仍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近代以来，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学术的发展，导致了科学与人文的严重分裂。正如胡塞尔所指出的，“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科技所达到的对“真”的深度，并不一定能带动“善”与“美”的平行运动。当今人类正面临着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间五大冲突及由此冲突而引发的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价值五大危机，学术理论思维形态正经历着创新和转型。而经世实学以社会人生问题为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强调学术的功用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统一，蕴含着丰厚而深刻的人文精神，值得我们去深入地发掘和利用，以建立起一种既合乎现代文明人类普遍之公理、又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新人文精神，在学术上达到“不仅在研究底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底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金岳霖语）的崇高境界。（作者单位：湖北省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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