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的《〈论语〉心得》，很多人说好，我也持这种态度。但是也有提出质疑的。对这种情况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分析。
我认为我们应该认识学术源和知识源的不同和二者的联系。历史上的典籍，在古代它们是知识源，而在今天它们不再是知识源而成为学术源了。学术源可以转化为知识源。这种转化有各种途径,可以通过社会来转化，像《论语》，由它那里流传下来的成语少说有50多条，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不作、君子坦荡荡、不耻下问、德不孤必有邻、不迁怒不贰过、文质彬彬、后生可畏、升堂入室、成人之美、欲速不达等等。冯友兰说：“《论语》简短词句，充满提示箴言”，“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这说明研究者完全可以有发挥的余地。由研究者用心得体会来介绍给大众，也是一个途径，不可或缺。于丹就是这样做的。她的成功有主客观的条件。客观上，现在竞争激烈，人们渴望文化的道德的滋养，而于丹借孔子的祥云，进行了一次人工降水作业，“润物且有声”，社会效果很好。质疑者的理由我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例如我在网上看到，于丹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小人”解释为小孩子，这种错误以前叫“硬伤”，这点我同意质疑者的批评。今年5月9日《光明日报》12版有一篇关于于丹的报道，说“在舆论的质疑中，有一个方向集中在她对孔子缺乏足够的敬畏，于丹说其实自己的态度是‘敬而不畏’”，“我（于丹）当然敬重孔子，但是我不惧怕他”。于丹似乎没有注意到，在古汉语里，“畏”本身含有“敬”的意思，别人说“敬畏”并非在“敬”外，还有什么“惧怕”的意思。“后生可畏”，就是年轻人可敬、可爱，断非可怕。研究《论语》，在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上，是不能含糊的。我不同意有些质疑者认为于丹的个人发挥太多。对孔子的评价、研究，每个时代都会根据那个时代的要求而有所发挥。如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说：“司马迁值汉武帝崇儒之世，推（孔子）为前代之圣师”，而东汉“（班）固乃引为本朝之良弼焉”。杨伯峻《论语译注》“导言”说：“论语没有一个‘理’字，而朱熹的集注处处都是‘天理’、‘理’诸字；孔子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的重要意义，才有‘先富后教’的主张；可是朱熹到处是斥责人欲的词句”。我认为于丹的心得体会写得相当好，情文并茂，立论和取材很讲究。她讲“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人生之道”等，是人们经常遇到的而容易糊涂、闹不明白的。大家那么踊跃地去买她的书，是对她的最好的评价。
我完全不赞成让青少年去读经，把本属于学术源的看成知识源了。但是我们的青年学生应该读一些古典的原著，直接去接触华夏优秀的文化遗产。那种收获是不可以用读别人的心得体会而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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