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二十世纪的学术星空，人们会很容易发现王国维这颗集哲学、经学、史学、戏曲学、甲骨学、敦煌学等研究于一身的学术巨星。作为从旧王朝中走出的“新民”，王国维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的烽火洗礼以后却戏剧性地成了新民
其实，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王国维，虽然也感受到新时代西风东渐的影响，但传统的君臣纲纪思想一直左右着他的一生。据蒋息岑先生回忆，1904年左右在苏州江苏师范学堂任教的王国维，“讲授修身、伦理，出入于封建名教纲常之领域”（钱剑平《一代学人王国维》第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912年流亡到日本的王国维有《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其中有“庙堂已见纲纪弛，城阙还看士风变”、“汉土由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之句，他对纲纪、忠节的呼唤和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历历可见。1923年，张勋病卒，王国维替溥仪起草碑文。他从忠武、节义的角度感慨地指出：“此运之移既莫之至而至，忠义之至乃无所为而为，虽质文有殊尚之时，而名节无或刊之日。”（雪林《王国维及其＜谕张勋碑文＞》，《文教资料》1999年3期）成书于1924年的《论政学疏》是王氏少有的一篇政论文章，其主题是从中西学术的发展和相互影响的角度阐明自己的见解，意在扬中抑西，“原西学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而中国此十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转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280―28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虽说敦守君臣纲纪不是遗民的专利，但是借它来表情抒怀、寄托理想则是遗民常用的手段。王国维对中国古代的君臣纲纪等思想，不仅流露出向往与坚守之情，而且有以它振衰救弊的决心。作为“文化遗民”，王国维看中的正是“道”、“节义”、“纲纪”等文化观念体现出的精神价值、社会责任和道义担当。
在君臣纲纪思想的浸淫下，加之长期与罗振玉、沈曾植谈道论学以及与遗老们的密切交往，使王国维对传统道德文化有了更深一层的体悟和理解。环顾当时国际、国内的情形，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北洋军阀的混战荼毒苍生，南（广州军政府）北（北洋军阀政府）军事对峙与政治议和波折不断。面对这种世界性的社会鼎革与时代动荡，王国维忧心忡忡，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恐我辈之言将验。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447页）其对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东方文化道德的体认，一方面受到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则是建立在对中国道德优越性、文化自主性认识的基础上。从此层面看，王国维无疑是中国早期文化保守主义者中的一员。
中国古代的文化精神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即经世致用，从孔子、孟子到顾炎武、黄宗羲以至近代一直沿袭不断，这种精神深入到学术领域，形成了对治学目的的认识。王国维是这一传统的认同者，也是这一传统的践履者，可以说，借学术探寻真理，借学术赓续思想，是王国维一生不渝的追求，也是王国维“文化遗民”身份的标志性特征。
《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1917年撰写成的一篇探索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学术大作，曾被新旧史学家奉为“圭臬”，文章指出，表面上看，殷、周的变革，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与后世帝王的取、守天下无异，但从本质看，实为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立制的本意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他将周代的政治兴亡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探讨制度文化立制的本意在于寻找“万世治安之大计”，正如他给罗振玉的信中所言：“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290页）
无论早期的西学与哲学研究，中期的文学、戏曲探索，还是晚期的史地、甲骨、敦煌学研究，王国维都试图从学术问题入手借以揭示出人生的目的与意义，将无意识的学习与有意识的学术追求结合起来，将传统的学术研究与科学的考据方法结合起来。“学无新旧”、“二重证据法”、“中西化合”等方法对构建中国现代的学术思想乃至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学术为性命，而又以性命殉了学术”（陈鸿祥《王国维传》第640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堪称精当之论。
受这些思想的影响，王国维毕生笃志于追求学术独立。1905年左右的王国维就曾敏锐地觉察到，自严复的《天演论》出，西洋学术逐渐进入中国，但是康、谭等人并未从形而上的层面上真正理解西方学术的价值，而只是将学术作为政治的一种手段。对此，王国维提出，“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载《王国维学术经典》第9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至于“个人的学术独立”，王国维更是力行不辍。辛亥后，尽管王氏与溥仪小朝廷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他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仍是用在学术研究上，并没有因这一身份羁绊了自己的研究兴致，而他聘、辞北京大学教职一事也颇值得体味。从1917年起的六年中，他四却马衡、一却张嘉甫，终于答应成为北京大学的通讯导师，却又于两年后的1924年挂冠而去。个中原因，在给好友蒋汝藻的信中表露无遗：“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94页）显然，王国维是徜徉于学术独立而有意识地疏远政治。
梁漱溟曾将别人挽其父梁济的联语“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移用到王国维身上，陈寅恪亦用“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来概括王国维之死，从表面上看，这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或具有此倾向）的梁、陈对王国维有惺惺相惜的情结，但从深层次看，则是他们透过王国维个人悲剧命运的表象，看到近代社会变迁导致文化价值丧失后产生的深层精神之怆痛。而集人文追求和道德崇信为一体的王国维及其同道者既承载着纲纪、道德、传统学术及社会责任之精魂，又开启了近代二重证据法、中西文化化合、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学术之新境界，这大概就是探寻“文化遗民”王国维的真谛所在！（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