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中国的学术研究平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讨论与研究，无疑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之中的主流话语。这些讨论与研究，如果概括一下就不难发现，主要是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背景、历史进程、成功经验、失败教训、理论结晶、历史意义、内在机制、未来发展等问题而展开，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
在这一点上，笔者十分赞同国内有些学者倡导的“比较”研究的方法。根据这一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现出来的就不是单纯地发生在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现象，而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宏观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说，我们既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历时性结构中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发生，又应当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苏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形态的共时性结构中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生成。这种“外在”检思方法，无疑能够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野，有力推进这一方兴未艾的重大研究课题。
这种“外在”的研究视野，在笔者看来，最不能忽略的就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的正确厘定。原因主要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内已经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分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界必须严肃正视的理论思潮，而这一思潮在中国的延展，必然会引出一连串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讨论的诸多问题，在中国的现代化背景中是否也是有针对性的？与此相关联的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言现代性的事物，在中国能否找到对应物？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交融，只是一种想象呢，还是完全可能的？
笔者的观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当下的学术背景中展开平行的比较、对话甚至部分融合是完全可能的。理由可以梳解为以下几点：其一，从实践角度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都是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过程中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形态，虽然它们在自身形成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以及在经历的发展道路上各不相同，在理论视角、问题域和研究问题的思路与方法上也存在巨大差异，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它们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和方面，因而它们之间又存在若干共同或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对现代性的分析与批判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关怀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二，从理论角度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近年来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诠释与理解，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马克思哲学观的解读几乎是同时展开的，而仔细审视便不难发现，这两个过程其实并不是分开推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在某些质点上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重读马克思的动因或理论依托。就此而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观点在中国思想界之播散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理论推进并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交叠与重合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之不能回避的现象。其三，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都将面对新的问题转向，因而在范式上有可能产生更大的通约。
根据这种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吁求通过审理西方马克思主义来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这一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通过对比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两种马克思主义传统产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理论形态的异质性，映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独特的现实发生与理论生成；第二，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未来研究的共同问题域与不同关注点；第三，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其合理因素来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四，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提取可以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问题式，以此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域。笔者要特别强调的是第四个方面。就这一方面而论，有两个大问题很值得关注。一个问题是以葛兰西与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市民社会的讨论，这一问题对于思考当下中国由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催生出的中国市民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对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层面上的重要定位。另一个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十分关切的现代性理论，这一问题已经随着现代性话语重要性的提升和中国现代化的推进而实际地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加以认真思考的对象。
有理由相信，依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全面清理以及对这一理论话语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之关系的周详考辨，我们可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赢获一种比较开阔的理论视野，从而能够在一种开放的理论语境中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问题，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历史进程及其理论形态的学理认识，并有助于催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问题域，从而推进这一宏大理论课题的研究。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对照式分析而更加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发生与民族生成的过程、特质与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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