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他有民族的文化氛围，他有内在的无意识规定。特别是作为一个中国的诗人，在面对时代的需求和召唤时，他往往就会放下小我，投身到时代的激流中，做时代的记录者和传达者。
作为一个诗人，可以有诸多的选择，有的在象牙塔，有的走向火热的生活，有的关注身体，有的关注心灵，也许，这
从屈原以降，很多文学史的著名诗歌都和时代有关，无论《古诗十九首》还是建安诗歌，无论李白杜甫还是新乐府。在现当代文学史的天空，郭沫若的“女神”、艾青的“大堰河”和“火把”，李季的“王贵”，郭小川的“祝酒歌”，贺敬之的“白毛女”，都打上时代的烙印。
每一个诗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的时代与现实中，现实必然成为他笔下的内容和主题。由于每个人的具体生活环境和经历不同，艺术气质和性格不同，并不是说每一个作家诗人的所有创作都必须直接面对时代大主题。但作为一个时代的诗歌，或一个大诗人的创作，是绝对不能回避和缺少时代这一烙印的。比如大家都以为北岛的独特性及其作品中的“冷峻、悲壮、凄怆、沉郁”等诗质，与“文革”这一时代背景有极大关系，时代造就了“北岛式”的抒情。谢冕认为，北岛接过了中国诗人理想的火炬，并在一次历史的苦难中最终觉醒。
中华民族是充满精神理想的民族，是在苦难和斗争中站立起来的。对民族精神的弘扬，是诗人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使诗人感到光荣和自豪。李瑛写革命老区的几个组诗：《历史风景――写在赣南》、《山草青青》、《血火岁月》、《红土地之恋》等等，写革命斗争中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斗，写革命斗争中的动人经历，目的“为的是看风中搏动的旗帜/是怎样升起的，为的是/寻找生命中最简单的含义/好让人们知道自己的经历”，“和历史一起在呐喊中前进/使我们今天的生活变得凝重”。
1997年，香港回归，雪百年国耻，我创作了长诗《1997―等你百年》。1840年以来，我们中华民族简直是从血海中走过，多少人为山河破碎洒尽热血，求索奋斗。面对着香港回归，面对着民族的庆典，诗人又怎能闭上自己的眼睛？在《1997―等你百年》的研讨会上，著名诗人牛汉先生激动地说：面对这一事件，诗人如果漠视，那简直是犯罪。
1998年抗洪，我在电视里看到洪水滔滔的场面，以及水中的军民，我再也坐不住了，立刻启程奔赴长江抗洪前线。在那些日子里，我为我的民族在灾难到来时所表现出的坚强意志而感动，为面对苦难的那种超拔与坚韧而流泪。面对那种众志成城的场面，我反复吟诵的就是艾青的那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满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从中找到了诗意和共鸣。在那些日夜里，我把自己感受到的、捕捉到的点点滴滴全部化作了诗情，《保卫家园》、《中国脊梁》一系列诗作相继问世。
2003年春天非典时期，我又主动请缨，走向抗非一线。从北京佑安医院、疾控中心到小汤山医院，在那些处处弥漫着药水味的非常日子里，长诗《保卫生命》带着我对白衣战士的崇敬，带着一个民族面对一次人类灾难的从容问世了。2004年12月，我又接到任务，随中宣部委派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组成的“牛玉儒同志先进事迹采风团”深入到内蒙古包头、呼和浩特采访。在内蒙古期间，我几乎夜不能寐，创作了又一部长诗《牛玉儒之歌》。
就这样，我从《孔繁森之歌》、《决战中国》到《澳门、澳门》、《一只船和一个民族》、《保卫生命》、《照亮中国》，这不仅仅是一首首内容丰富的诗歌，更使我从诗歌中记住了中国，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时代的人和事……
我是农民的儿子，来自山东西部农村，与农村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我的诗歌有一部分就是父老乡亲的记录。比如《歌颂谷子》、《三月走进麦子》、《听雨的声音》等。我国原本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大多数，农业在某种意义上是以自然为依托的，这就形成了以自然宁静为底蕴的乡土情怀。乡情、亲情、友情、爱情在某种程度上都体现着乡土的纯厚和质朴，从而成为一种美德，歌唱农民有时就是歌唱我们时代的主题，歌唱社会生活的主体。文学作为人学，它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的变化和时代的演进。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作家，他应该在他的作品中真诚而热情地反映时代的生活。而要真能够反映时代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文学就必须面向人生，塑造推动时代前进的人，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前辈诗人艾青认为：“诗是诗人对现实生活的再创造，而从生活到诗的这个再创造过程，就是形象思维的过程。形象塑造的过程，就是诗人认识现实的过程。”因此，如芦荻所说：“一篇伟大的诗作必须有它的划时代性，必定外形和内涵真切地融和地反映出时代的精神，不管它是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叙事诗或抒情诗，它都要呼出时代和生命的真实感――这就是诗的本质。”
商泽军：1963年生于山东莘县。1980年参军，1985年退伍后创办“乡韵”诗社并任社长。曾在《诗刊》、《当代》、《人民日报》、《星星》、《绿风》等报刊发表组诗及长诗。其作品曾荣获总后勤部、中国作协及人民日报诗歌奖。出版有诗集《绿色的祥云》、《三重奏》、《孔繁森之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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