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人格，文有文格。所谓人格高尚，所谓文格清远，其实讲的都是一种“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极力推举“境界”，大意是说，如果作者能把自己所感知之“境界”，通过作品鲜明真切地表现出来，令读者产生共鸣，也能同样得到鲜明真切的感受，这样的作品才会“气韵生动”，唯有这样的作品才是“有境界”的作品
何谓英雄境界？在我看来，英雄境界首先要有崇高的人格，这种人格体现着庄严伟大的道德理想和坚韧激越的情感风貌，亦即古人所说的“大美”。《书生报国》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英雄境界。在这里，人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个体生命得到充分的张扬。文本中的黄兴是大美的黄兴，是英雄的黄兴：他对真理之护卫具有持久的热情，对正气之伸张有着高度的责任感，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住他对于富国强民的理想追求，他的忧国忧民的责任意识和顾全大局的牺牲精神都是英雄境界的具体镜像。
时代造英雄，但英雄的鸿鹄之志早已埋在心中。30岁生日这天，黄兴从日本回到长沙明德中学当老师，他写了一副对联以明志：“古人却向书中见，男儿要为天下奇”；当他考中秀才、全家人为他举杯庆贺的时候，他却随口吟诵“一第岂能酬我志，此行聊慰白头亲”。就在这天夜里，他还为自己制了两方印章：“铲除世界一切障碍物之使者”和“灭此朝食”。不仅如此，黄兴要去救亡图存，要远涉千里，去赴死亡的盛宴，他的豪言壮志令人怦然心动：“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
如果说高尚的人格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那么把这种人格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则是另一种价值。冯伟林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价值，一种渴望英雄、向往英雄、呼唤英雄的价值，一种英雄惜英雄的情感替代的价值。
冯伟林在熟读历史、了解黄兴的生命壮美时，其“须臾之物”不仅撞击了他心中的英雄境界，而且还促使他产生一种创作冲动，要把这种境界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因而他的笔下，黄兴的一举一动都是鲜活生动，都带有温情和热度：“在武昌搏杀的日子，黄兴抽空去了屈原的纪念馆……一个湖南书生到了屈原的诞生地，他要在这里抽刀断水，要在这里挥洒热血。历史就是这样巧合，这样重叠，或者说是一种互动，是一脉相承……黄兴甚至要把年仅14岁的儿子带上战场，那幕场景，让人心碎。”这里，既有黄兴悲壮的展示，又有作者发烫的议论。当作者把审美观照中这瞬间的感悟，经过内在强化后，就形成了掷地有声而充满真情的文字。
清人叶燮在《原诗》中说：“我谓作诗者，其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辩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这里的“诗之基”便是作者的赤子之心。
冯伟林用一颗赤子之心，尽情地表达了他对英雄的崇拜和热爱，对国家、民族的担当和赞美。这种赤子之心使他自觉地去寻找一座爱国主义的精神铜像：“黄兴写了绝命书，林觉民写了绝命书，还有很多人写了绝命书，一部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史，有如此多的人在集体赴死时写下如此大气磅礴而又儿女情深的绝命书，他们凭一腔热血，凭一腔忠诚，用自己的生命共同书写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成为一个民族的脊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历史渐远，英雄已逝。但这些中国的脊梁引起了作者跨时空的共振，他“渴望把时空和历史永远地定格”，他希望汲取黄兴和那个时代的巨大精神力量。位卑未敢忘忧国。为了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发展，他希望永远保持一份激情和勇气。这样的赤子之心又何尝不是新时期的英雄境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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