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民在歌乐山红岩魂陈列馆参观（2005年11月25日摄）。新华社发
以白公馆、渣滓洞监狱为主的重庆歌乐山军统集中营,是1939年至1949年11月间
从1939年到1943年,军统在歌乐山下修建了包括白公馆、渣滓洞、杨家山、黄家院子、红炉场等秘密囚室或监狱,以及松林坡等刑场,组成了庞大的军统重庆集中营,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是白公馆、渣滓洞监狱,被称为“两口活棺材”。
1939年春,国民党军统特务将歌乐山下原四川军阀白驹的别墅白公馆改为监狱。白公馆关押的都是军统认为“案情严重”的政治犯,如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车耀先,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中共西北特支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小萝卜头”宋振中,杨虎城将军卫士阎继明、张醒民等。在白公馆附近,廖承志曾被关押在黄家院子秘密囚室,叶挺将军曾被关押在红炉厂秘密囚室,并在此期间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囚歌》,杨虎城将军及夫人谢葆贞曾被关押在杨家山秘密囚室。白公馆关押的“政治犯”最多时达200余人。
渣滓洞原是人工采煤的小煤窑,因为渣多煤少而得名。1943年军统特务逼死矿主,霸占煤窑及矿工住房,将其改造为关押政治犯的监狱。被囚禁在渣滓洞监狱的有因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事件被捕的共产党员江竹筠、许建业、余祖胜、陈然等100余人,有华蓥山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的共产党员蒋可然、陈以文等30余人,有在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中被捕的川东地下党成员、工商文化界爱国人士及爱国青年学生数十人。渣滓洞关押的“政治犯”最多时达300余人。
面对敌人的老虎凳、火刑、电刑、钉竹签、夹竹筷、穿乳头等种种酷刑的摧残,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狱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白公馆监狱,以许晓轩、谭沈明、周从化、韩子栋等组成的秘密党组织,在极困难的环境里,采取各种隐蔽方式坚持理论学习,编出了狱中《挺进报》,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百万雄师过长江”等重要消息,通过秘密渠道传送给狱中难友,鼓舞大家的斗志。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秘密党组织曾秘密策划组织“暴动突围”的越狱行动;曾怀着对新中国的渴望,组织难友饱含深情地绣出心中的五星红旗;当牺牲的时刻到来之时,秘密党组织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脸不变色心不跳”。
在渣滓洞监狱,形成了以李青林、江竹筠等人为首的党员核心。她们凭着惊人的记忆,用手纸等写下《新民主主义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文章的主要内容供大家传看学习,坚定革命信念,提高政治觉悟,粉碎国民党特务威逼利诱、动摇革命者意志的图谋。他们以监狱为战场,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场特殊的斗争:龙光章追悼会的庄严,春节联欢会的隆重,绝食斗争的悲壮,慰问江姐的深情……都体现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浩然正气和牺牲精神。
1949年,在重庆即将解放的前夜,国民党军统特务对歌乐山集中营各监狱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9月6日,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及秘书宋绮云等被秘密杀害于歌乐山松林坡刑场;10月28日,陈然、王朴、成善谋等10余人被杀害于大坪刑场;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多人被枪杀于岚垭刑场;11月27日,屠杀达到顶点,许晓轩、谭沈明、刘国?等200余人被杀害;11月29日,城区“新世界”临时看守所中的32人在松林坡被枪杀……
在这一大屠杀中,300多人遇害。面对死亡,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大义凛然,走上刑场,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在11月27日的大屠杀中,党的秘密组织领导了越狱暴动,仅35人脱险幸存。
重庆解放后,脱险出狱的罗广斌把狱中同志对党组织的临终嘱托写成《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对党提出了“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严格进行整党整风”等八条“狱中意见”。
同时,罗广斌、杨益言和其他脱险战友,把狱中与敌人斗争的经历,以报告文学《圣洁的雪花》写出来,从1950年7月1日起,陆续在重庆《大众文艺》上发表。1957年他们又写出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9年,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决定由罗广斌、杨益言共同创作一部革命长篇小说。1961年12月,小说《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红岩》先后被译成英、法、俄、德、日、朝、越等10多种文字,至今已累计出版20余版,发行上千万册,被誉为“革命的教科书”。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话剧《红岩》等,早已家喻户晓,影响深远。(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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