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人生智慧

   冯之浚

主要著作有《软科学纲要》、《科学与文化》、《文化的社会功能》、《循环经济导论》、《循环经济与文化模式》等。

主持人开场语

人类在自己的生活中自然而然地追求着幸福，然而又不得不面对与自然、与他人、与自己内心的种种矛盾。如何处理好这些矛盾，关系到人类是否能生活得和谐幸福。在今天的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这三个关系面临着挑战和冲突，而越来越多的学者把视角投向中国传统文化和人生智慧，从中寻求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来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些挑战和冲突。

今天我们请来了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冯之浚先生，他将给我们讲一讲中国人处理这些矛盾的人生智慧，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人生智慧的关注和思考。中国人生智慧极富特色，究其根底是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对此，儒、道、佛三家从不同角度给予了阐释，为中国传统人生智慧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图景。“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修行处世之道。

中国传统人生智慧融儒、道、释为一体，互补相融。儒家讲入世，强调刚健有为，以天下为己任；道家讲忘世，强调清静无为，精神超脱，以柔克刚，安时处顺；佛家讲出世，强调万物皆空，排除烦恼，自度度人。儒、道、释三家在人生智慧问题上虽然有所差异，但各有特色，又互相融合，凝炼出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取向，人与人关系的定位取舍，人与自我的精神境界的深邃追索。

21世纪人类面临着一项共同的挑战和冲突，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冲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危机、人文危机和精神危机。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把视角投向博大深邃的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认为发掘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瑰宝，寻求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冲突和危机是十分有益的。当前，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和谐发展，也要从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中汲取营养，特别是知天、知人、知己之道。

中国人生智慧关注的第一个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古以来，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学问，也称为天人之学，与义理之学、会通之学并称为三大学问。天人关系是研究知天的问题，也是探索人生意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一致，以及由此而达到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完满和谐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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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不断发展生产力。若从历史的跨度进行比较：人类的历史约有300万年，人类的文明史约有6000年，科学技术的历史约有2500年，近代科学的历史约400年，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还不到100年，然而有学者估计，今天社会在3年内所发生的变化相当于上世纪初30年内的变化、牛顿以前时代的300年内的变化、石器时代的3000年内的变化。

科技的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也随之出现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次世界性能源危机，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反思。1972年，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强调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迫切性。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正式提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学者们从不同的认识角度提出了改进的对策。戴利（H・Daly）等经济学家提出了“稳态经济”理论，他们把传统的不考虑生态影响的经济模式称为“增长经济”，而把根据生态和社会相结合观念而形成的经济称为“稳态经济”，主张在必要时应该不惜放弃短期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以维持整个社会的长期生存和稳定，能够为全社会提供一个无限期保持下去的较高的生活水平。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Boulding）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指出，地球就像一艘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要靠不断消耗和再生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如果不合理开发资源，肆意破坏环境，就会走向毁灭。英国经济学家史密斯（G・Simith）及一些自然科学家提出了“生态蓝图”理论，他们指出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带来的不是社会的进步而是无穷的灾难，必须控制人口、保护资源、压缩生产，提倡一种新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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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革命时代，人们曾经不相信火车的速度能超过马匹，但人类从此翻天覆地地改变着自然。

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向来主张亲近自然，并且重视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

关注天人关系是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显著特点。从先秦时代到明清时期，我国大多数思想家、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天人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观，一是老子的“见素抱朴”、“回归自然”的“顺天说”，二是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制天说”，三是《易传》提出的天人和谐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观点各有差异，但主张天人和谐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是可以统一的。

《易传》在天人关系上提出了一系列朴素而精辟的思想，主要包括：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要服从普遍规律；人生的理想是天人和谐。在今天，这些思想，特别是“人生的理想是天人和谐”的思想依然对我们为人处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易传》主张天人和谐。要达到天人和谐，首先要解决“穷神知化”的问题。《系辞上》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深，指万物变化之神妙；几，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苗头。极深研几，即“穷神知化”。这就是说，无论怎样的幽深不测，怎样的变化细微，都要穷研而知之。惟此，方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在当时就能提出“穷神知化”的观点，对于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身、揭示大自然的奥秘，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量。

人既遵循自然法则，又要自强不息，有所作为，以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为此，《易传》又提出“裁成辅相”说：“天地交泰。后（君）以财（同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之地之宜，以左右民。”就是说应在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加以辅助、节制或调整，使其更加符合人类的要求。“裁成辅相”的观点，既要求深刻地认识自然，又要求能动地协调自然，朴素地表达了人与自然的辨证统一关系。

《易传》认为人生的理想应当是与天地相合，达到天人和谐的最高境界。主张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违”、“不过”，讲究天人和谐，比较正确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易传》认为，自然是宇宙普遍生命大化流行的境域。由于大自然养育了人类及万物，所以天有德、有善，有“无穷极之仁”。而“仁”集中表现在大自然永恒的创造力之中，“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地之大德曰生”。一个“生”字，概括了宇宙的根本法则，天地以此心，普及万物，整个宇宙充满了生机、活力，成为生生不息、日新月异的大化流行过程，生命始终流畅不滞。

传统的天人和谐一方面强调天地、人相统一，另一方面强调人的特殊性，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在一种积极的和谐关系上，不主张片面征服自然。它肯定天道之创造力充塞宇宙，而人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并能够将仁的精神推广及于天下，泽及草木禽兽有生之物，达到天地万物人我一体的境界，天、地、人合德并进，圆融无间。这些思想启示我们，人生要“顺天”，才能实现天人和谐的目标。

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向来主张亲近自然，关注自然，在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时，重视自然资源的作用。自然资源是自然奉献给人类的珍贵礼物，它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自然资源可以理解为自然界中具有一定的时间空间格局、对人类生存和生活直接间接地产生影响的所有自然因素的总和。自然资源包括一切具有现实价值和潜在价值的自然因素，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满足人类多方面的需求，有着极其重要的功用价值。除了具有显而易见的经济价值外，其功能和用途的多样性还决定了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

（1）自然生态为人类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与生存需要的“维生价值”；（2）自然资源作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对象物，为人类提供“经济价值”；（3）自然资源为人类提供“经济”作用的同时，还提供“生态价值”。虽不能直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体现的是潜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如森林所提供的防护、救灾、净化、涵养水源等生态价值；（4）自然为人类满足精神及文化上的享受而提供“精神价值”，体现的是存在价值或文化价值，如自然景观、珍稀物种、自然遗产等所体现的精神性价值；（5）自然为满足人类探索未知而提供“科学研究价值”等。人类的活动不能只顾及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还有十分重视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

要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作用，既要通过向自然资源投资来恢复和扩大自然资源存量，又要运用生态学模式重新设计工业，还要通过开展服务和流通经济，改变原来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中国人生智慧关注的第二个问题: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是讲人要知人，最终目标是实现人际和谐，解决人文危机。人不是孤零零地生存在世上的，而是和他人一起生存在世上的。既然如此，那么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个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人，怎样才能与他人和谐相处，就成为文化与人生领域中非常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在对待人与人关系的问题上，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主张“修己以安人”，通过自我完善，和谐处世，促进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最终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更大价值。

一、“仁”的精神

“仁”的精神是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的象征。“仁”不仅在各种道德中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在世俗道德生活中也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在《论语》中讲“仁”有104次之多，可见“仁”的重要。

“仁”既是道德规范，又是区别善恶的标准。哪些事应当做，哪些事不应当做，都要用“仁”这把尺子加以衡量。孔子还分别提出了仁的一些具体条目，例如恭、宽、信、敏、惠，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即庄重、自尊。宽即宽厚，对他人宽厚，对自己严格。信即诚实，讲信用，不说假话。敏即勤快、认真。惠即帮助他人。这五条都做到了，就是真正实践了“爱人”的信条。在爱人的基础上，形成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宽广情怀和安老怀少的社会风尚，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社会生活中浓烈的人文情怀和生活情趣。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有60多亿人口，6000多种语言，2500多个民族，200多个国家，繁多的宗教信仰，人与人之间由于利益不同、观念不同、信仰不同，难免会发生冲突和矛盾，要实现和谐共处，必须提出取得广泛共识的“全球伦理”。1993年八九月间，为纪念“世界宗教会议”召集一百周年，来自世界上大小120多个宗教团体的六千余名代表在芝加哥召开了“世界宗教议会”大会。为建立起公认的全球伦理，代表们在大会上经过长期讨论和反复修改，通过并签署了《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宣言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确定为“全球伦理”，并指出“这个原则是有数千年历史的宗教和伦理和传统所寻获并持守的”，“这个终极的、绝对的标准，适用于人生各个范畴，家庭和社会，种族、国家和宗教。”这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人生智慧已经被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接受，为全人类追求和平、美好的生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和而不同

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是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普遍和谐。为实现和谐的追求，中国文化提供了两大法宝，一是“和”，一是“中”。

   将相和的故事体现出中国人处理人际间矛盾的特点：对立和斗争不以一方面消灭另一方面为结局，而是相辅相成，协调配合。

清朝的张英是朝廷要员，他在安徽桐城的老宅建房，与邻家争地，家人要求张英出面干涉此事。但张英让家人谦让，结果两家间形成了一个宽六尺的巷子，传为美谈。

中国文化十分重视人与人和睦相处，待人诚恳、互相关心、与人为善，推己及人、求同存异，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为贵”一词出自《论语》，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主张借礼的作用来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表达了对人与人和谐关系的追求。

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和”与“同”是中国文化所关注的一对含义不同的范畴。早在西周末年至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过所谓“和同”之辨。“和”是众多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同”是简单的同一。《国语・郑语》记载，史伯在回答郑桓公“周其弊乎”的发问时认为，西周最大的弊端就是“去和而取同”。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史伯区别“和”与“同”。“以他平他谓之和”，就是说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叫作“和”，“和”能产生新事物，所以说“和实生物”；“以同裨同”，就是说把相同的事物叠加起来，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五声和，则可听；五色和，则成文；五味和，则可食。推及施政，则必须“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综合不同意见，防止偏于一端、专横独断，否则，则“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孔子曾提出“和而不同”的著名观点。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认为君子能汲取别人的有益思想，纠正其错误思想，力求公允正确，绝不盲从，这叫“和而不同”；而小人只会随声附和，从不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叫“同而不和”。

“和”是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重要特征，其内涵十分丰富，充满了大智大慧的深刻哲理。“和而不同”的“和”，一是主张多样，二是主张平衡，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事物，持以宽容的态度，“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提倡宽厚之德，发扬包容万物，兼收并蓄，淳厚中和的“厚德载物”的博大精神。就处世待人的方法论而言，和谐精神主张：一是要有独立见解，坚持己见；二是尊重别人，求同存异；三是要通过协商方式，增进共识，取得双赢。

“和”不是“同”，“和”是有矛盾、有斗争的。宋代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讲：“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意思是说只要有一种事物、一种现象，必定有与之相对的事物和现象，两者免不了有矛盾、有斗争，最后解决的方法一定要求“和”。张载看到了宇宙世界、人间社会都是有矛盾的，但在矛盾的解决上他主张“仇必和而解”，而不是“仇必仇到底”。对立和斗争不应以一方面消灭另一方面作为最终的结局，而是应相辅相成，协调配合，趋向于“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充分体现在这句“仇必和而解”之中，以和谐的方法来消除矛盾、解决矛盾，使事物向一个更新的方面来发展，最后解决的方法一定是求和，不是让矛盾冲突扩大。只有“和”才有生机和活力。这种对待矛盾的朴素的辨证思想，对于我们实现和谐人生的理想是大有裨益的。

三、中和之境

中庸之道是儒家人生智慧的核心理论，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的一种思维观念和行为准则。《礼记・中庸篇》讲：“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指的是世事洞察，万物通观，“道中庸”说的是行事圆融，不走极端。所谓“中”，是说凡事应有一个适当的“度”，超过这个“度”，就是“过”；没有达到一定的“度”，就是“不及”。处理事情，要合乎这个“度”，就是“执中”。“执中”就是讲究适时、适当、适度。所谓“庸”，就是传统，就是规律，就是不变的法则，也就是“中”的最高表现，是实现“中”的规律法则和途径。

孔子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又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孔子的这两段话，不但说明“中”的思想源远流长，而且强调指出它的重要性。尧传舜，舜传禹，只交代

一句话，就是“允执其中”，并认为如此便可“天禄永终”，可见“中”的重要。又说舜是大智的人，为什么说舜有大智呢，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舜能够“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进一步说明“中”的重要以及“中”的难能可贵。

关于“中”的含义，孔子自己解释为“过犹不及”、“执两用中”、“中立不倚”。子贡问孔子：子张与子夏哪个好一些？孔子说：子张有些“过”，子夏却显得“不及”。子贡说：那么，子张好些吧？孔子说：“过犹不及”。可见，在孔子看来，“中”就是既无“过”，也无“不及”。同时，孔子认为，作为标准的“中”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他说：“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时中”，孔子言“中”，并在实际生活中，灵活地运用了“中”。如在行为上，他主张中行，“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认为中行是高于狂狷的修养境界。在人际关系上，他主张“无适”、“无莫”，“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群而不党”。在待人接物上，他主张“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这些都是孔子灵活运用“中”的具体表现。

有人认为“中”是一种调和论，是一种折衷主义，其实不然。首先，“中”的思想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中”反对“过”与“不及”。其次，三代相传，只交代一句“允执其中”，便可“天禄永终”。并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如此重要的德行，绝不可能是指不左不右、不好不坏的圆滑处世的折衷主义。再次，孔子历来痛恨搞折衷主义的人，对于“同于流俗，合乎污世”的人，孔子一概斥之为“乡愿”，认为他们是乱雅之郑、夺朱之紫的“德之贼”。孔子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这就是说，一旦确立了“中”的准则，永不偏离，甚至“至死不变”。可见这“中”绝不是折衷主义的产物。

与“中”有关的还有“权”、“和”等概念。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权与中是相互配合使用的概念，其本义是秤锤，可随物体的轻重在秤杆赏左右移动后达到平衡，可引申为变通。《孟子・尽心上》说：“执中无权，欲执一也”，保持中庸而不知权变，就是执于一端。儒家提出“权”的概念作为“中”的补充，为了使人能通权达变，以利于“执中”。“和”是说“中”要达到的效果，东汉大儒郑玄对“中庸”解释道：“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和”一词的含义是指按“中”的标准去做就会达到一种“和”（和谐）的状态。

中国文化所蕴涵的讲“执中”、求“致和”的人生智慧是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创造和谐的人文环境的基本原则。它作为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深刻哲理，为我们保持和谐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精神资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遵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其中，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等方面的目标汇总起来，就是和谐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所在，即人与人的和谐。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就是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的社会，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为此，必须把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标尺，把诚信友爱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把充分激发每个人的活力作为奋斗目标，让全社会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人和谐相处要讲究中庸之道。拔苗助长的故事说明了“过犹不及”这个道理。

中国人生智慧关注的第三个问题:人与自我的关系

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强调做人要自知。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就是说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对待自己，才是最聪明的。人要了解自己很难，老子选择一个“明”字，有其深意。什么是“明”？“明”是对着黑来讲的，对着盲来讲的，“明”就是眼力好，盲是丧失了视力。看别人看得见，看自己看不见，这就是自我的盲区。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要求我们要让自己走出盲区，进入自我明察中去。

一、认识自我

认识自我的困难就在于“我”之复杂，每个人身上都有四个“我”：一是公开的我，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的部分。二是隐私的我，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的部分。三是背后的我，自己不知道，别人知道的部分。四是潜在的我，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的部分。前两种可以说是浅层的，易于认识的，绝大部分人的盲点则在于后两种。自我感觉良好，时常沉溺于自恋幻觉中的人，是因为不知道背后的我，总将当面的恭维和逢迎的捧场视为全部的评价。自卑自贱自惭形秽者则失落于不知有潜在的我。

认识自己的一个关键是要正确分辨烦恼，不要让无谓的烦恼所遮蔽，影响了自我的判断。有心理学家对烦恼进行了数字化分析，认为人们的烦恼中，有40％属于杞人忧天；30％是为了怎么烦恼也没有用的既定事实；另12％是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幻想；还有10％是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中有92％的烦恼都是自寻的。

清除自我认识中的盲点，是一种积极的自我开拓。当然，即使到了生命结束的时刻，我们都无法穷尽自我，但是时时警惕自我、激励自我仍是十分必要的，惟有如此，才能使我们不枉为人，不虚此生。人类不断成长，是因为能不断认识自我，磨练自我，提升自我，善待自我，而认识自我则是人生“自觉”的起点，人生永恒的主题。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是他哲学思想中珍贵的一个部分。

张良拜师的故事说明，磨练自我也是学习的一个过程。

二、磨练自我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起始和前提，是中国人积极人生态度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也是人类在认识自我之后首先要建立的立命之说。

孔子十分重视“刚”的品德，他说：“刚毅木讷近仁”，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种临大节而不夺的品质即是刚毅的生动表现。在他看来，刚毅和有为是不可分的，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刚毅，又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为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儒家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治学之道，主张刻苦学习，不甘人后，“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这些，都是刚健自强、积极有为思想的表现。

《易传》对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作出了概括的经典性的表述。《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体运行，健动不止，生生不已，人的活动乃是效法天，故应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这里阐明了效法天行之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

在物欲张扬、精神式微的今天，强调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更有现实意义，人应当立志高远，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奋发图强，敢于面对现实，善于化解矛盾，勇于迎接挑战，在挫折面前不气馁，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不妄自菲薄，不怨天尤人。

三、提升自我

“孔颜乐处”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孔子周游列国，颠沛流离，困厄万端；颜渊一箪食，一瓢饮，穷居陋巷。这本身并无乐处可言，但孔颜化解了身处逆境或物质匮乏所引起的外感之忧，使自得其乐，体悟到一种理性的愉悦。这种快乐，乐于扬弃了外在之物、外弛之心，自我意识到自身与天道合其德，同其体，也就是体认到个体自身的内在完美，即自己所具有的真善美高度统一的自由人格。这就是一种精神境界。

人生境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问题，其他问题都围绕它而来。境界说是中国人生智慧的一大特色，这里所说的境界，是一种在精神层面上对生命、生活、生存方式的升华，是中国哲学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之极至的一种精神状态、精神天地。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是他哲学思想中最为珍贵的一个部分。“……人所可能有的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论人生中的境界》），这四种境界是人与周围各方面可能有的四种关系或四种境界。

在自然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顺习”的，也就是顺从自然来发挥自己的才能或遵守自己已有的习惯；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利”的，做事情都有他们所确切了解的目的；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其行为所及的对象，是利他的，是有益于社会公益。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事天”的。他不仅认识到社会的全，还进而认识到自然之全，因而，做人不但应对社会有贡献，也应对自然有贡献。

“天地境界”就是人和天地的关系，亦即哲学境界，一种自觉有超社会、为天地立心的意义，这是一种最高、最完善的境界。近代以来，在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上，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人类被看作是判断万物的尺度，是一切事物的评判者。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天地境界”尤为重要。人类有责任维护环境生态的完整性，人类的首要目标必须是在分享地球有限资源的同时关心其他生物和生命“天地境界”是说人要有自觉，在地球上只有人类才具有理解世界、超越自我的能力，有没有看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人类境界的试金石，如果人类既看到了自己的利益，又看到了自然的利益，那就超越了狭隘的人生境界，进入了“天地境界”。

四、善待自我

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正面和反面，人生也是如此，有得有失，有顺有逆，有胜有败，有进有退，有荣有辱。顺境易处，逆境难为，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顺境和逆境，自古常言不我欺，不论顺境逆境、圆缺福祸，都要理解别人，善待自己，自解得失，善处顺逆，随缘自适，用舍由时，善对名利，安心为本，才是处理好人与自我关系的关键。

我认为要做好下面三个方面：

进退有节，仰俯皆宽

苏轼在一首词中写到“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这转引自孔子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里面含有“进退有节，仰俯皆宽”的意思。苏轼一生坎坷，但在对待人生顺逆上，他却是中国文人当中一个典型例子。上面这句词体现了苏轼的人生态度，他圆满地融合了儒家、道家和禅宗，入则奉儒，忧国忧民，出则道禅，一身洒脱，形成了“不为外物之得失荣辱所累的超旷精神”。

孟子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说的是儒家人格理想不仅是个体善的修炼，更重要的是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是济世救民。儒者对国事民瘼有真诚的关怀，努力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建功立业，即使遭到贬谪也以深沉的忧患系念天下百姓的疾苦和国家的兴亡。同时，儒家也讲究超越精神，穷居陋巷，自得其乐，安贫乐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正是表现出了这种情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是把慎独和放达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积极达观的人生态度，几千年来其影响始终不衰。

淡泊名利，“放下为上”

面对名利，入世的儒家、忘世的道家、出世的佛家都提出了各自的解脱之道。这其中禅宗“放下”的智慧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禅宗有则故事：当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位婆罗门贵族来看望他。婆罗门双手各捧一个花瓶，准备献给佛陀作礼物。佛陀对婆罗门说：“放下。”婆罗门就放下左手的花瓶。佛陀又说：“放下。”于是婆罗门又放下右手的花瓶。然而，佛陀仍旧对他说：“放下。”婆罗门茫然不解：“尊敬的佛陀，我已经两手空空，你还要我放下什么？”佛陀说：“你虽然放下了花瓶，但是你内心并没有彻底的放下执着。只有当你放下对自我感观思虑的执着、放下对外在享受的执着，你才能够从生死的轮回之中解脱出来。”

当然，“食色，性也”，儒、道、佛三家开出的药方，虽有“悬壶”之功，却乏“济世”之力，人们不可能完全摆脱名利，该忙碌的依然要忙碌，该追求依然要追求。不过，在物欲张扬、精神式微的当下，劝人把名利看得淡一点，“空”一点，淡泊处世，清心守静，在清静中寻找舒适，在闲适中享受乐趣，使人经常调剂到一种怡乐自在的最佳状态，从这个角度看三家之说，不无裨益。

安心为本，豁达为上

修身之本在安心，是中国人生智慧的一大特色。禅宗二祖慧可，少为儒生、博览群书，通达老庄易学。出家以后，精研三藏内典。年约四十岁时，遇天竺沙门菩提达摩，即断臂求师。《祖堂集》中记载，慧可问达摩祖师：请佛心印的法门，可以说给我听吗？达摩说：诸佛心法，并不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他听了又问道：我心不得安宁，请大师为我说安心法门。达摩便说：你把心找出来，我便为你安心。慧可听了这话，当时便愣住了，良久，方说：找了半天心，连个影子也找不到。达摩开导他说：如能找到了，那就不是你的心了！我已经帮你安好心啦，你看到了吗？慧可恍然大悟。慧可向达摩求法，其实就是为了“安心”，见师傅把自己截了回来，便把问题的实质托了出来。佛教禅宗一派传入中国，与老庄合理核心相结合，发挥了“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特点，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禅，表现出很高的人生智慧。禅宗主张凡事持平常心，不过分追求、过分祈盼、过分喜怒哀乐，顺其自然，但求心安。如此一来，繁杂的人生问题，就变得比较简单明了。在任何环境中，人生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心态。良好的心态有利于正确对待客观事物，对健康也是有益的；不良的心态对健康有害，甚至导致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完全没有心理疾病的人口比例只有9.5％。据保守估计，目前我国每年大约有25万人自杀，约100万人自杀未遂，约2600万人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预防抑郁症的主要办法就是要缓解压力，及时调整心理上的不平衡，消除和“转化”不良心理，具体就是要能够知足常乐、达观超脱、宣泄疏导、排遣自娱。有专家指出，19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是肺病，20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是癌症，21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是精神疾病，这种说法值得深思。

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所追求的目标、理想可以用宋代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来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这四句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仁者气象”和“天地情怀”。今天我们继承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的精髓，实现和谐人生，构建和谐社会，正是要实现这一伟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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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是一个丰富的思想宝库，无论就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而言，还是就社会的和谐发展而言，抑或就个体人格的健康发展而言，人类在21世纪应更加需要借助、光大优秀的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

我们理当拿出自信来，从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人文精神、生存体验与生活睿智中寻找瑰宝，寻找生命力，为当下的生存、现实的关怀、生命的定位、处世的方法、价值的实现、精神的寄托、理想的达成，发挥其价值。

严子陵是东汉时期的名士，尽管当时的皇帝三番五次地请他作官，但严子陵淡泊名利，依旧在家乡富春山种地、在旁边的富春江钓鱼，“在清静中寻找舒适，在闲适中享受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