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民曾多次与我说过，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终结》里，总结了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为什么始终没有迈出唯心主义的门槛，就是因为他晚年住
玉民生于1934年，长我一岁。原籍河北获鹿县（今鹿泉市）。解放前，家境一贫如洗，靠兄长勤俭持家，支持他上学读书。玉民从小敏而好学，1950年师范毕业，刚16岁就在本县当小学教师。由于爱好文学，业余时间开始练习写作，以后不断在报刊发表作品。1956年夏天，参加了河北省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同年，考入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和我同在一个小班。由于我们俩的经历大致相同：都是来自农村，都是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都是师范毕业，作过小学教师，都是入学前刚入党的中共预备党员，共同语言比较多，所以很快成为同窗好友。
玉民由于学习成绩优异，1960年暑期毕业留校工作。当年9月，学校送他到北京大学进修中国文学史，师从著名学者林庚教授，并多次听过王力和吴组缃教授的课。玉民的学术水平本来在我们上下级同学中就是公认的，现在又亲炙名师，学术上自然更是日见精进，在我们同学们中就益显突出。
1964年11月，《光明日报》发表了著名翻译家、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袁可嘉同志论述“拜伦和拜伦式英雄”的文章。文中表述了这样一种观点：资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进步思想，符合资产阶级革命潮流的反抗精神，不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对资产阶级革命说来也是反动的，是不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玉民认为这种观点不妥，投书《光明日报》，与之商榷，袁可嘉著文反驳。于是一场讨论在《光明日报》上展开。这场讨论历时四个多月，参加讨论者大部分支持玉民的观点。最后，编辑部请玉民针对这场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再写篇东西，这就是发表在1965年4月11日《光明日报》的《西方文学遗产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文，此文事实上被作为这场讨论的总结。这个问题，今天看来还可以继续讨论。但玉民善于思考问题的精神和他当年的学术水平，由此可见。
玉民特别勤奋，即使在“文革”大动乱中，别人都在搞大串连、大辩论，或者逍遥自乐，打牌下棋，他却不避寒暑，昼夜苦读。他博览群书，刻苦钻研。凡是他探讨的问题，总要把它的来龙去脉、方方面面都搞清楚，从中悟出新的道理。他思想敏锐，善于捕捉现实中的问题。但是，他又绝不是那种书呆子，更不把学术当做升官发财的工具。我们都受时代的局限，我们的思想也都是时代的产物。但玉民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这种局限，走到了我们前面。
改革开放以来，玉民精神勃发，更加勤奋笔耕，积极参与了理论战线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的工作，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等重要报刊发表理论文章。同时，还主持编写了《新编政治经济学》等论著。
玉民作为一个学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捕捉理论界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勇于在理论上开拓创新。“文革”结束不久，他针对一些人热衷于宣传封建主义的“民主性精华”，而不分青红皂白地视资本主义为洪水猛兽，撰写了《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较早地提出了正确对待和学习资本主义文明的问题。此文1980年9月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后，《人民日报》、《新华月报》马上全文转载。这篇文章不仅对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就是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90年代初，玉民撰写的《实事求是的哲学思考》一文，在理论界第一次明确提出：实事求是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和简单的出发点，而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很不容易达到的充满矛盾的目标。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要求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不具备一定的条件，就是你整天泡在实际中，也不会做到实事求是。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新华文摘》也是全文转载，对于当时人们加深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认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本书中的不少文章，都是这样有分量、有影响的，而且有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的。
从总体上说，玉民并不是研究某一学科的专家，而是视野广阔的学者。他长期在党的理论宣传部门工作，曾担任过重要的理论宣传职务。他不仅在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有一定的造诣，同时，还对教育学、宗教学、法学等领域的某些问题作了较深入的探讨。近年来，他虽已退休，但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仍不时写出有新意、有深度的文章，发表在不同的报刊上。玉民的许多重要文章在撰写前，大都有意识地与有关同志讨论、切磋，写出后又诚恳征求别人的意见。不论是内容观点，还是行文字句，只要别人指出不妥之处，他都欣然采纳。这其实是做学问的好传统，可惜现在一些年轻人已经丢掉了。
玉民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这一群体的代表。他达到的学术高度和思想高度，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就是我们这一群体（这个时代的中国地方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一般所能达到的高度；同样，他身上的局限，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我们这一群体所共有的。正因为他涉及的领域比较宽泛，所以也就很难在某一专业领域有更深入的、独特的建树。但这主要并不是他的原因。这一代人，谁不是在“服从”组织安排中倏忽几十年，个人能有多大的自主？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当年上大学，许多时间花在搞运动；而就我们学校这些同学来说，毕业后绝大多数又在中小城市，即使在改革开放后，学术视野也很狭窄。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须讳言，也没法回避。但是，并不是这一代、这一群体的所有人都有《青苔集》作者这样的天赋，更没有他的自知与自强，更绝少有人像本书作者一样，以自己超乎寻常的勤奋，突破了时代和环境的某些限制，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也恰恰因为他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和地域背景中走过来的，这本书才更显出它特殊的意义。
这几十篇文章，凝聚了作者一生的心血和情感，也记录着我们的友谊；时光荏苒，白驹过隙，我们都从二十来岁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了儿孙绕膝的古稀老人。地行天问，青灯黄卷，五十年沧桑一卷书；人生苦短，文章易朽，而那思想的光芒与感情的波涛是长存的。也许后人会认为我们所经历的和所做的毫无价值，但无论怎样，现在这本书对作者和我来讲，都是极其重要、极其珍贵的。
（《青苔集》，白玉民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