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晋宁县农民余有在昔日“狱友”张洪林的撺掇下参与“哄几个娃娃诈点钱”。连哄带骗将3个孩子带走，随后敲诈15万。在并未索要到钱财的情况下，良心发现的他将身上最后的20元钱给了孩子们，教他们一遍遍背熟了回家坐车的路线，自己步行了三个小时回家。
2007年5月24日，云南省呈贡县人民法院以绑架罪判
夜晚的山上很凉，两人不但把车里的暖气打开，余有还脱下外套盖在年龄较小的朱清和段霄身上；临走前，3个孩子还依依不舍地说“叔叔再见”，并邀请他下次去家里玩――从这些细节里，我们不难看出，绑架行为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让余有感到难以理解，也是让人们感到疑惑的是：绑匪没有伤害孩子，也没有索要到钱财，还将孩子们安全送回了家，按绑架罪论处是不是太重了？
站在法律的角度，余有的行为是犯罪既遂、犯罪未遂还是犯罪中止，只有留待法律专家们去继续辩论。但是，如果仅仅从情理的角度，余有至少应该算是一个“善良而且悔改了的绑匪”。法律上对绑架罪的解释是：以勒索财物或者满足其他不法要求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麻醉等方法非法劫持、控制他人的行为。暴力色彩应该是绑架罪的一个基本特征。然而在本案中，暴力色彩显然并不浓厚。
那么，对于一个并未造成实质性伤害，而且及时悔改了的善良的绑匪，法律该不该为他准备一条回家的路呢？是的，法律需要震慑犯罪，但是震慑犯罪不意味着要把所有的犯罪分子都关进监狱，更为关键的是要给他们的心灵投入阳光，给他们指出一条回归正常社会的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不仅要惩恶，要扬善，更要给恶留出向善的机会。
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否缺乏那种能化恨为爱的爱？在惩罚坏人时，是怀着对罪犯的仇恨来实施惩罚，还是在惩罚中怀有一种巨大的悲伤和怜悯。比如对待这样一个没有造成任何实质性伤害的“善良而且悔改了的绑匪”，法律是否有足够的人性？
毋庸置疑，法律对待一个“善良而且悔改了的绑匪”的态度，肯定会直接影响到下一个绑匪是被感化还是被迫强化暴力。因此，我很同意这样的观点：某种意义上，最可怕的不是犯罪分子本身，而是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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