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新诗的现状与发展，如何给出科学的评价与判断，我们必须摒弃情感色彩、个性元素、特别是传统审美经验的介入，而以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为参照系统，进行宏观的考察与评价。
诗的生命应有之“轻”
事实上，谈论当代中国新诗，五千年来中华古典诗词之高峰
诗是时代的回声、社会的倒影、心灵的映象，是一个民族最敏感的末梢神经。因此我赞同叶延滨的看法：“诗歌形式问题，绝不是一个与社会形态无关的美学问题。”“古典诗歌的整齐、规矩、对称、起承转合所表达的中庸、平和、统一和稳定，恰恰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态高度发展、封建秩序严格分明、封建伦理缜密井然这种社会形态的鲜明体现。”（叶延滨：《我对中国当下诗歌的几点思考》）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秩序和政治纪律不能不在那个时代的诗歌身上以及大众审美意识中留下深深的胎记。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当代诗歌从精神到理念，从思想到艺术，从形式到内容，从情感到语言，都以大无畏的挑战姿态，对所有传统的秩序与规则进行了坚决的颠覆与反叛。诗不再背负沉重的政治的枷锁，诗回归到诗本身，开始了自由和个性的歌唱。诗终于拥有了诗应有的“生命之轻”，可以向着无比广阔的心灵天空自由飞翔。诗真正成为诗人的个性表达与创造。诗的这种本体意义的回归与解放，具有绝不可低估的、足够伟大的意义。
诗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但是请注意，“轻”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够向上飞升，“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随时可能向下沉沦。
当下我们看到的是，许多诗人为着避开传统、避开别人、避开共同、避开宏大，而转向对立方面，尽一切可能搜寻最个性、最私密、最细微、最琐碎、最晦暗，甚至是所谓“神启的”诗性感觉和语言。于是诗坛上出现一种物极必反的效应：彻底的个性化的无序在更广阔的层面造成惊人的同序和同振，那就是现代及后现代诗歌普泛的私人化、碎片化、庸俗化以及因敌视传统而对诗体进行的破坏与解构，诗的创造过程变成了毫无建设性的“诗非诗”的蜕化和异化。我们突然发现，诗的生命在获得应有之“轻”以后，又遭遇“难以承受之轻”了。
叶延滨的诗追求
所幸在汪洋一片、落红无数的诗坛中，依然错落散布着一些绿意盎然的岛屿,它们是中华诗魂可以继续思考和放歌的地方。无论叶延滨是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为贯穿整个新时期的成就斐然的诗人，他肯定是众多岛屿中的一个。尽管他给予当今诗人以广泛的理解，尽管他带着他的诗勇敢穿越了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这些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路径，但他是从组诗《干妈》那里出发的，那是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举成名的诗作，今天读来依然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泪湿着我们的眼睛。
那时，“我是卷进黄土高原的一粒砂”，一位没有名字的老大娘把他招进自家的窑洞，“从此，我有了一个家/我叫她：干妈。”在那样艰辛困苦的年代，“我在墨水瓶做的油灯下读书/贪婪地吮吸豆粒一样大的光明！”裹着小脚的干妈，“风雪天跑三十里路”，给他买回一盏新灯，我心痛了，“干妈，你何苦为我花这一块二/要三天的劳动，值三十个工分！”还有，干妈留给他的“一碗米饭金黄”，自己吃的却是“一碟苦苦菜”，“一个窝头半把糠”。诗人痛唱：“我用颤抖的双手捧着碗/像婴儿捧着母亲干瘪的乳房……”
“干妈”，还有把叶延滨和“干妈”连结在一起的苦难记忆，成为他永远怀抱和珍爱的诗魂。通读叶延滨的诗作，我以为他始终坚守的是，这“轻”是有份量的“轻”，有意义的“轻”，是艺术本质所要求的“举重若轻”，是以轻轻的诗意的方式，把人生沉甸甸的意义、责任、追求、理想，放进自己和我们的生命里。
目睹诗坛诸多之怪现象，叶延滨的三点坚守是有着特别启示意义的：一是坚守高贵的诗魂，二是坚守诗歌的责任，三是坚守诗人的仁爱――诗歌的价值和意义正在于此。在叶延滨20多年来的诗作中，这种坚守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我们看到，无论尝试什么“主义”或者“流派”，叶延滨的诗之”轻“（高度的艺术化）都是沉甸甸的（高度的责任感）：
“一次疯狂的开花/灿烂了古老的梦……五千年竟是/一根火柴？！/如果不会回忆/就不配站在这块土地上……站着的/就不死”(《再写圆明园》）。
考察一个民族的思想深度，首先要了解它的哲学；考察这个民族的生存意识和存在状态，则需要读它的诗。诗是真理之炬、艺术之冠、心灵之花。对于一个走向富裕的民族来说，最大的危险在于民族精神的消解与软化。中华民族不过刚刚有了一点富裕的气象，而我们的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诗，却较为普遍和迅速地软化了。极端的个性宣泄实际是狭隘的自私心理表达，消解社会意义的诗作之“轻”，实际上是轻浮人生，轻慢社会，轻蔑他人，轻视灵魂。企图以耸人听闻的异端方式对诗进行非诗化的“恶搞”时，其结果只能是遭到大众的冷淡和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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