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春，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在杭州召开，其主要成果为邓广铭、徐规主编的《宋史研究论文集》。该论文集共收录36篇论文，代表了当时国内宋史研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杭城桂花飘香的季节，我突然收到一封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转来的海外信函。此信标题为“建议编制《宋代官职别称》”，下面署名刘子健，系发自Princeton University。刘子健教授，宋史界学人当然熟悉，他是美国华人宋史专家、著名的汉学家。那年头，我们改革开放大门才开启，中美文化学术交流未多，我们之间属于长幼两代人，无缘相识。当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呢？读罢信方知，他是从《宋史研究论文集》中，看到我的一篇论文《略论宋代职官简称别名》，引起他极大兴趣，并由此生发出这一份建议。此信原寄给历史所王曾瑜、郭正忠、陈智超，然后由他们转寄给我。现将信中关于编撰《宋代官职别称》一书的内容转录如下：
陈、郭二兄寄来1984年年会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更是琳琅满目。王兄寄来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两份，极有用。一并道谢。从送我的几本书里，就产生上列建议，细列原委如下：
〔甲〕龚延明先生，我不认识。（不知他的《宋代职官制度研究之一》，在哪里发表？有法找到吧？）在这次《宋史研究论文集》中，页三三五起，有他的《略论宋代职官简称别名》，很有用。
〔乙〕读《清明集》书判，官职多数用别称（别称包括简称和别名），常需查对。
〔丙〕看《中国史研究动态》，好像最近不太注意对教研有用的工具，而实际确有可做的。
〔丁〕《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各位尤其是曾瑜兄出力很多，但体例上不能包括别称；而史料中，文章、书札、随笔恰巧是常用别称。
〔戊〕顷查日本工具书，无别称。英文Hucker官名字典（按：指Charles O.Hucker编撰的《中华帝国官名辞典》，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更没有。（下文从略）。
为此，他建议“两岸协力、国际合作”，撰编一部《宋代官职别称》工具书。并提出“可用拼音排列，国际销路必大增”。为了尽早促成此项合作课题，刘先生表示“开办费”（启动费）由他来出。未曾想到，我独自正在进行的宋代职官简称别名收集与研究工作，会引起海外学者如此重大的关注。这不能不使我深受感动。
我感动，不仅仅是刘子健教授对宋代职官别名研究的充分肯定；还有他密切注视学术进展与动态，一旦在学术研究园地发现有学术生命力的萌芽，立即予以真心扶植，体现了老一辈学者奖掖后人的风范，和对学术发展的潜心关爱。
刘子健教授的信，坚定了我克服困难、完成《宋代职官简称别名》研究的决心（此项成果已融入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宋代官制辞典》之中）；同时激发了我撰编一部上下贯通的《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的强烈愿望。这之后，我与刘子健教授建立了通信联系。他十分赞同我的研究计划，并主动写信给Hucker，设法让我们就中国官制做合作研究。遗憾的是，刘子健先生走得匆忙，终于未能看到《宋代官制辞典》与《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的出版。
我不惜篇幅，追述这一段学术交往故事，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真理：学术是天下的公器。学术的进步，如长江后浪催前浪，靠一代又一代学人共同努力。有了老一辈学者铺路和导引，才有后一辈新人的成长和创新。如果没有刘子健教授这一封信，也许我的宋代职官简称别名研究早已止步，不可能扩展至今日这一项新成果。唯其如此，值《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感谢刘子健教授独具慧眼的奖掖。
众所周知，纯学术著作出版难，上百万字、数百万字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出版更难。我感到幸运的是，在出版界又遇上了“伯乐”。上海辞书出版社前任社长李伟国先生和现任社长张晓敏先生，都充分肯定《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书稿的学术价值，同意接受出版，并纳入重点出书计划。在编辑人手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成立了由学养深厚、经验丰富的编辑组成的审稿小组。从该社图书馆调集了可资审稿核查的图书资料，开始了对250万字原书稿的审编工作。诸位编辑，恪守该社优良的严格审稿制度，凡《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中涉及的书证，务必逐条查对出处。《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时间跨度大，上自三代，下至明清，书中引用的正史、政书、野史、文集、笔记、碑刻等文献资料，何啻千种！审稿小组，要逐一审查条目、义项、书证，工作量该有多大！有时为了核查一条资料，得花上半天，甚至一天。他们说：“宁可多花时间，也不能放过一条未核对的书证。”不仅如此，对释义不确切或不准确者，要斟酌修改，显然，这无异于对书稿的再加工了。至校对样稿时，因工作量大，时间急迫，史地室几乎全体编辑都投入了审核工作。为此，他们付出了无数心血和创造性的劳动。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创一流辞书的精品意识，严谨的学风和高度责任感，保证了《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的科学性、可靠性、知识性与可检性。这部书的顺利出版，是与出版社领导的决策和审稿小组的辛劳、奉献分不开的。
从一篇关于职官简称别名的研究论文，进而成就一部《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这是我自己开始也没有想到的，正是有幸得到海内外学术界、出版界对我这项研究的激励、支持和帮助，才有这一开花结果的收获。我深刻地感悟到：学术无国界，天下有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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