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最大的单个拆迁项目??朝阳区酒仙桥危改房项目中，相关方面改常见的“分步拆迁”为“同步拆迁”：即就拆迁方案举行居民投票，如果同意的达到一定比例，则要求全体居民实施同步搬迁。
投票结果早前已经揭晓，按照多数原则，决定拆迁。对此，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
肯尼斯・J・阿罗，197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指出：民主投票无法对社会福利作出评价。确实，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民主投票可以选出执行政策的领导人，可以选出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议会议员或人大代表，也可以通过某项法令，但是，福祉越具体到个体，投票就显得越加无力。作为单个的个人，其效用、福利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别人不可能为他作出价值判断。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个人效用基础上的社会排序，它与普遍接受的道德准则不可能完全兼容。
以北京酒仙桥危改房的“拆迁”为例。假设拆迁过程中存在三种不同意见，不拆、“重新谈判”和拆，以及三个利益群体甲、乙、丙。甲坚决支持不拆迁，他的福利排序是：不拆＞重新谈判＞拆；而乙认为补偿标准不合理，应重新谈判，但不拆的话，居住环境又得不到改善，这也不好，于是，其效用排序为：重新谈判＞拆＞不拆；而丙的最优选择是拆，并且，他认为重新谈判的成本太高，他认为：拆＞不拆＞重新谈判。
现在开始投票，对于不拆迁和重新谈判，甲、丙均认为“不拆＞重新谈判”，虽然乙认为“不拆＜重新谈判”，但按照多数原则，投票表明，不拆是最优选择；同理，在重新谈判和拆两个选项中，投票的结果是重新谈判。根据传递性原理，不拆＞重新谈判＞拆，也就是说，不拆比拆好。然而，剔除“重新谈判”这个选项，又会产生怎样的意外呢？我们会发现，如果公民只有拆与不拆两个选项，那么，就会出现乙、丙均认为拆＞不拆这种情况，那么，投票的结果将是拆迁。很明显，在酒仙桥“票决拆迁”中，居民的选择权难以得到真正的表达，而少数人的合法权利也可能被忽视。
事实上，我们无法从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偏好中推导出一个所有人赞同的共同利益。因而，“票决拆迁”不可能得到一个福利最大化的情境，相反，却往往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经济要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导致部分人的利益受损，但有一点必须明了：弱者不能老是成为输家，他们是最无力承受失败的人。拆迁首先就使某些弱势群体面临生活方式被打乱、原有财产被强行置换的困境。如果赔偿不合理，仅以所谓的“投票”来表决，无异于“二次被害”，成为“多次输家”。如果弱者总是成为输家，这种“票决”就必须彻底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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