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登山者。登山是当时休息日既时髦又普遍的生活形态。蒙敏生摄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渔家少年。随着渔业的日渐式微，渔家子弟成年后大多到港九做工。蒙敏生摄
蒙敏生先生是老来成名的香港摄影家，我则是少数几个可以接触到他生平底片的人之一，但我却没见过他。我知道他已住院很久，并且已认不出人了，可我仍想见他，想见见杰出作品背后的那尊“真神”。
今天早上，偶然翻看报章，知道孙元良将军去世了。三峡著名的“粉壁墙”石刻群，其最大的刻石署名就是“孙元良”，刻的是：“夔门天下雄，舰机轻轻过”，是抗战时的手笔，每个字都有一人高。到了下午，大雨突然狂泻，手机上亮起一个信息：“蒙先生今日凌晨二时在香港灵实医院逝世！”
这不意外。蒙先生也九十多岁了。然而，我遗憾自己终于和蒙先生擦肩而过。天色很暗，感觉到蒙先生正像一丝光亮一样在视野中行过，而我只能捡拾他掉在原野上的东西，目送他的背影远去。我想，他是步向他自己的天堂了。
我想向大家说：又一个杰出人物过世了！因为显然的，现在连香港艺术界也没怎么看重他。但蒙先生确实很杰出，可能是大师。时间会证明这一点。我们现在说出这一点也很重要，以免人家说我们这个民族只善于平反与追认，就像当年的欧洲对待凡高。
如果这是讣闻，我的导语也许应这样写：这两年，中国有一批摄影人在做各种努力，想让垂暮的香港摄影家蒙敏生避免凡高式的悲剧。然而事实上他已经成为凡高，因为社会对他的迟暮成名完全不知道。
这事情有些复杂。展开来说，故事是这样的：
蒙敏生，广州籍，少时赴香港，做过电影摄影师和职员。一个坚定的左派人士，以业余身份拍摄了十多万张底层生活、左派活动和虚拟的红色场景图片。其黑白摄影作品《青山湾捕鱼忙》获得《全国第三届摄影展览》铜牌奖（北京，1964年），是上世纪60年代他唯一的最高荣誉了。
蒙先生在香港只被视做一个普通摄影爱好者。前些年，他在广州定居的儿子蒙嘉林，将父亲的底片背到广州，蒙嘉林也是一位摄影师和编辑，父亲爱国，当年把他留在广州生活，不让子女到香港，害怕子女沾染上资本主义思想。
根据这些底片，2005年底，广州Fotoe公司为蒙敏生先生做了个纪实摄影展，在第一届连州国际摄影大展亮相。其时老先生已经有些糊涂了。
蒙嘉林将成箱的底片放在家兄颜文斗处。我那阵还好和他住在一起，茶余饭后，往往取出几张老先生摆拍的革命场景照片观看，觉得老先生当年真好玩――他雇佣港人做模特，演出理想的红色生活场景，或者利用陶瓷公仔作同样的拍摄。
渐渐地，发现这样的底片比较多，基本上是1960年代末的拍摄；而这种手法，现在这两年却突然被走红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所大量采用――这事情就有点不同一般了。
2006年底，由颜文斗策展的《革命与浪漫・蒙敏生作品展》在第二届连州展上亮相。我和广州摄影家曾忆城也参与选片与技术工作。由5位专家组成的评委会一致同意授予他年度大奖。可惜已经住院的蒙先生已接近植物人，不会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由是，蒙先生被认为是“四十年前的先锋”。北京艺术评论家朱其为此写下《神授天意的使命》一文，将其与西方当代最著名的艺术家安迪・沃霍尔、辛迪・雪曼等并置来谈。中国内地、香港和国际上的界内外人士，突然发现了他并给予极高的评价。的确，蒙先生在四十年前的探索，可能改变中国摄影史和当代艺术史，对他当年的杰出工作，或者只能用“神灵附体”来形容。
今年上半年，《中国摄影》、《中国摄影家》、《艺术世界》三大杂志，均以大篇幅介绍了蒙敏生作品。印象中，似乎还没有过哪位中国摄影家，能得到这么频繁同时又这么隆重的待遇。
我想，蒙先生这一辈子活得值了：虽然物质上一般，但他有信仰，有充分的时间去从事摄影的爱好，在“革命”的氛围中用艺术手段丰富着自己的信仰，创造出了一个“理想国”。并且这理想，在1997年7月1日得到落实――他特地装上国产胶卷，守候在新界的绵绵细雨中，边哭边拍摄解放军进驻香港。在他看来，这是“解放”。
但我又始终替他遗憾着：一个人干了一辈子创作，总希望得到承认，但蒙先生却从没在行内“成功”过，似乎在香港还排不上号。而近两年对他的评价已天翻地覆，他却至死都不知道。要是我们的工作早一两年做，他就一定能享受到安慰了。现在，我只能观看他的底片，端详他的字迹，体会他有信仰的一生了――这是我的福分。我感激他老人家给我带来了理想主义的一盏灯。
蒙先生奔向了他的来世。他的理想在天，他去了他的天堂。四十年前他就描绘过的天堂。2007.6.11,写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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