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豪情，激励我踏上南下香港之路
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发表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政府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于同一时间将香港交还中国。百年国耻，将一朝雪洗，海内外中华儿女是何等的振奋，世界
经过数年的读书、研究和思考，我的思路渐渐清晰了，决定以十九世纪末的“香港拓界”为小说的中心事件。我们今天所说的“香港”，其实包括香港本岛、九龙和新界三个组成部分。其中香港本岛割让于1842年的《南京条约》，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产物，九龙割让于1860年的《北京条约》，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而新界本属广东新安县，1898年，英国政府出于扩张野心，向中国提出“展拓香港界址”的无理要求，软弱无能的清廷被迫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新安县大部土地和海域租让与英国，租期99年，这是英国蚕食我国领土香港“三部曲”的一个总结。香港拓界自1898年4月李鸿章与英国公使窦纳乐谈判起，到1899年4月英军以武力接管新界止，前后正好一年的时间，事件紧凑，人物贯穿，比较适合一部长篇小说的基本框架，再以1900年1月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时途经英国的香港作结，首尾呼应，浑然天成。我仿佛找到了一把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兴奋不已！
1994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北京市委的支持下，我终于踏上了南下香港之路。
面对无碑的义冢，抗英义士在我心中复活了
国人凡是学过中国现代史的，对于两次鸦片战争先后割让香港、九龙大都耳熟能详，唯独租让新界这一段史实，教科书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只字不提，有关的历史著作如凤毛麟角。莫说内地人，连香港同胞对此也知之甚少，许多久居港岛的人都没去过新界，更不知道在那里曾经发生过多么惨烈的故事……
当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签订激起了新安县乡民强烈的义愤，由邓菁士等义士牵头，联合邓、文、廖、彭、侯五大家族，奋起抗英保土，在清廷和港英当局两面夹击的情势下，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宁为华夏之鬼，不作英夷之民，先后在大埔、林村谷、上村石头围、鸡公山与全副武装的英军和警察展开血战，最后据守锦田吉庆围，遭到毁灭性的残酷镇压，男女老少战死无数。死难者的遗体由乡亲们运出来，肉葬在鸡公山下，血肉之躯和着那血染的黄土，堆成一座义冢。
我从北京来到香港，从港岛来到新界，吉庆围前，鸡公山下，寻找这座义冢。途中向人问讯，一问三不知，百年义冢，与喧嚣浮华的时尚距离太远了。然而我寻寻觅觅，终于在一株盘根错节的榕树下找到了它。这是一座硕大的坟墓，占地数十平方米，墓身呈徐缓的坡形，以水泥覆顶，正面砌以屏风式石壁，本也是粤地常见的墓葬形式。而不寻常之处在于，墓前并没有记载逝者姓名、身份、事迹的墓碑，只在一块不大的石板上刻着“义冢”二字。为什么？因为埋葬在这里的是一群抗英义士，在港英当局眼中属“犯上作乱”分子，当然不允许彰显颂扬，过去如此，时至20世纪90年代也仍然如此。义冢无碑，英灵无言，我默默地站在坟前，向着他们三鞠躬。那一刻，我的耳畔响起一个声音：“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那一刻，含恨长眠在义冢中的抗英义士在我心中复活了，我要写，把那一页血染的历史写出来，不然，将无颜面对这些英灵！
片纸只字都来之不易，我把它们看得比命还重
我一次又一次从港岛穿越海底隧道，登上九龙半岛，翻越大帽山，从吐露港到大埔墟，从林村谷到石头围，从锦田到屏山、厦村，沿着抗英义士当年走过的路，辨认他们战斗的足迹，查询他们的姓名。时过境迁，物是人非，90多年前的往事，人们还记得吗？
在屏山“文物径”的尽头，600年古塔聚星楼近旁，有一座硬山式老屋，已经十分破旧，粉墙斑驳，门前堆着垃圾杂物，长着齐腰深的荒草，与修葺一新的聚星楼极不协调，显然不属于供人参观的“文物”之列。但在它门楣上镌着的三个大字“英勇祠”却引起了我的注意，近前看去，里面光线幽暗，四壁的下半部浸泡在积水里，水中还露出半截石碑，碑的上方悬有一匾，上书“忠义留芳”。我向当地的邓圣时老人请教：这“英勇祠”祭祀的是何人？为什么破败如此？哪知这一问，正好触到老人痛处，也震撼了我的心灵！原来，这石碑上所镌刻的烈士、烈妇姓名，正是1899年4月抗英保土战的死难者！港英当局为了掩盖血腥的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借口“市政建设需要”，填平了屏山河，将平地垫高五六米，破坏了原有天然排水系统，山洪、雨水和生活废水无处排放，地势低陷的“英勇祠”惨遭水淹！
我从老人的手中接过“英勇祠”石碑碑文的复制件，如获至宝，急切地拜读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姓名。我以为，这就是鸡公山下义冢之中全部死难者的名单。但是我错了，碑上只有173个名字，而整个新界保卫战中为国捐躯的烈士、烈妇的数目，百倍、千倍于此也不止，英勇祠中所祭祀的死难者只不过是他们之中极小的一部分，而绝大多数连姓名也没有留下来，青山处处埋忠骨，与这片浸透鲜血的热土共存了。即便是碑上留名的，有些也仅是“阿英”、“阿珠”这样的乳名，以及“邓门梁氏”、“苏门黄氏”之类有姓无名的称呼，当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强占他们的家园之时，这些农夫、农妇拿起火铳、大刀、长矛甚至菜刀，与称霸世界的英国殖民军奋死拼搏，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邓圣时老人自此成为我的挚友，数年的采访，他和他的乡亲们给予了我很多帮助。他们拿出记载着当年抗英斗争中购买枪炮款项的家族账簿，以及祖上曾使用过的刀、枪、油灯和杯、碗，使我亲切地嗅到了那历史的气息；他们拿出向来秘不示人的族谱，为我清晰地勾画出邓氏家族由内地迁粤并在新安县绵延的脉络，尤为可贵的是抗英斗争领袖邓菁士等人的身世，不仅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而且极具史料价值。以往看到的一些资料，多把邓菁士写作“邓清士”或“邓青士”，而且称他为吉庆围人，都是错误的，真实的邓菁士是厦村人，邓氏族谱载：“国学公名芝槐，字弼才，号菁士，乳名乳槐，乃郡庠诞献公长子也。补国学生。娶仇氏，生一子，曰锡龄。公生于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九月二十三日，终于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卯时，享年五十二岁。”当我看到这样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激动之情难以名状。邓氏族人在他们的祠堂里，以当地最尊贵的“九大簋”盛宴招待我，我说：“邓先生，太客气了，不敢当！”邓圣时老人眼含热泪，说：“我们是大清国的遗民！霍老师，你从北京来到这里，写我们祖先的事迹，谢谢你啊！”
那时候，我住在港岛北角。每天采访回来，泡上一杯从北京带来的茉莉花茶，打开电视，调到中央4台，我听着它的声音，整理好当天的采访记录，然后再准备第二天的采访提纲，一切就绪，已经是凌晨两点左右。草草睡几个钟头，起床后又出发了。在长达数年时间里，我的生活几乎天天如此。支撑我的，绝不仅仅是对文学的热爱，更是重负在肩的责任感、使命感，仿佛那些不灭的英灵在冥冥之中注视着我，期待着我，催促着我，使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那些年，我凭着两只脚踏遍了香港，前前后后，采访各界人士数百人次，查阅中外文献资料数千万字，探访文物古迹不计其数。一个世纪的反差，香港早已面目全非，街道、建筑、码头、车船、服饰……全变了，而在我的笔下，却必须时光倒流，太平山，维多利亚港湾，皇后像广场，港督府，英军司令部，中央警署，圣约翰大教堂，域多利监狱，添马舰码头，天星渡轮码头，宋王台……都要恢复当年原貌，谈何容易！感谢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领导和同志们，感谢我那些香港朋友，他们尽其所能，为我提供了许多方便，从浩如烟海的书籍、报刊、档案中沙里淘金，发掘有用的文字和图像资料。所幸的是，百年沧桑并没有使历史完全断裂，我竟然查到了香港拓界时港英当局的大量文件、布告和书信，英军镇压新安县人民的暴行和抗英义士的英勇抵抗，如影视戏剧般一幕幕重现在我眼前。借助于境外资料，我对“拓界”中的几个重要的英方人物，包括当时的港督卜力、辅政司骆克、警察司梅轩利、驻港英军司令加士居等人的身世、生平，都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考察，连骆克的名字当中为什么要加上姥姥家的姓“斯图尔特”，他的夫人姓甚名谁，娘家是干什么的，都摸清了底细，这样，下笔时就心中有数了。
我把所有的资料都复制了备份，一份传真到家里，一份用特快专递寄回，原件由我自己带回北京。为什么要这么谨慎？因为片纸只字都来之不易，我把它们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万一飞机出了事，即使我的作品没有完成，也不能让这些珍贵的史料泯灭！
与香港回归同步，“化五色石，补南天裂！”
详尽地占有资料只是历史小说创作的第一步，小说不同于教科书，它必须以血肉丰满的人物和引人入胜的情节来征服读者，史学家的终点是文学家的起点。
长篇小说《补天裂》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898年初夏，接连发生的香港拓界和戊戌变法这两件大事震动清廷。变法失败后，曾经谏阻香港拓界并参与变法的京师举人易君恕仓皇出逃，在英国牧师林若翰的掩护下亡命香港。林若翰的华裔养女倚阑，在与易君恕共同生活中终于找回了民族认同感，并且和他产生了刻骨铭心的爱情。易君恕与昔日挚友、锦田邓伯雄重逢，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新安乡民的抗英保土斗争，英军攻破吉庆围，邓伯雄壮烈殉国，易君恕被俘，由港英法庭判处死刑。临刑前，林若翰要他向上帝忏悔，易君恕昂然道：“不，我根本无罪！如果天上真有一位上帝，他能够容忍人间的残暴、罪恶、欺诈和掠夺吗？我亲眼看到英国军队和警察用战舰、大炮、快枪、刺刀屠杀了无数的中国人，为什么上帝不去惩罚他们，还要让失去了国土、受尽了酷刑、又被送上绞刑架的人忏悔？翰翁，您能回答吗？您不能回答，我也决不忏悔！”遂从容赴死。此刻，在那打素医院里，倚阑正在遭受产前阵痛的折磨。随着一阵嘹亮的婴儿啼哭声，她生下了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华夏男儿。
小说是在香港回归倒计时的秒针跳动声中完成的，卷首题写着我以书中主人公易君恕名义所作的《忆秦娥・香港抒怀》：
涛声咽，登楼又见伤心月。伤心月，故国山水，异邦城阙。
零丁洋上忠魂烈，宋王台下男儿血。男儿血，化五色石，补南天裂！
我有幸与香港回归同步，写完了这部对祖国、对香港充满深情的60万字的作品。1997年6月，小说在北京和香港同时出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并且在7月1日凌晨回归仪式开始之前摘播其中的重要章节，那时我正在香港会展中心，等待着亲眼见证五星红旗在香港的土地上升起。当那难忘的时刻到来时，热泪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想，义冢中的忠魂可以瞑目了！
长篇小说《补天裂》和同名电视剧获第七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双奖，并当选国庆50周年10部优秀长篇小说。对我来说，重要的并不在于这些荣誉，而在于它记载着我曾为香港回归祖国尽了一份心血。值得欣慰的是，10年之后，当香港战胜金融风暴，完成平稳过渡，步入繁荣发展的今天，人们仍然没有忘记《补天裂》。由中华海外联谊会和中国电影基金会银梦影视公司再度拍摄40集电视连续剧《苍天圣土》，献给香港回归10周年。在此，我深深地、深深地为这片苍天圣土祝福！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国家一级作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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