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杰出的女报人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中，女报人们始终忠于职守，战斗在推动抗战，捍卫祖国的新闻岗位上。她们争当战地记者，冒着枪林弹雨，不畏艰险在前线采访。

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华侨女青年黄薇活跃在泰山、运河之间的战场上。她作为武汉记者团中唯一的女性在徐州前线战地采访时，“为了战地行动方便，也为了在前线不被人一眼看出我是一个女性”，“我把头发剪短，把衣裙换上军装，变成了一个‘小兵’”。后来黄薇访问延安时，曾被这里的革命氛围所吸引，想留在延安学习，但毛泽东说：“我已经听说过你的这个愿望，但我认为你还是做新闻记者为好，当记者也是学习，而且是更好的一种学习。你作为一个华侨记者，可以把你目睹战争的真相和所见所闻，向海外华侨宣传报道，使他们更好地了解全民抗战的情况，以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个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种鼓励，黄薇坚持在敌后采访，写出了《活跃在敌人后方》、《晋察冀边区采访记》等。

著名女记者胡兰畦身材不高，长得很丰满，虎虎有生气，头戴钢盔，身穿军服，就是她报道了上海保卫战，写出了《大战东林寺》一文，表现出守军坚强的战斗精神。她还和战地记者范长江一道赴战场进行实地采访，合写了《两下店第一功》、《川军与抗战》、《川军在前线》等优秀通讯报告，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1937年，她撰写的《在德国女牢中》在生活书店出版后，半年之内再版3次，甚至在延安作为教材专书。抗战期间，胡兰畦等6人创办了《战时妇女》杂志，设有时事评述、战地通讯、战争知识讲座等栏目，撰稿人有郭沫若、史良、胡子婴、许广平等，主要报道上海和各地妇女抗日团体的活动，介绍世界各国妇女反法西斯斗争的情况，反映侵略者铁蹄下的妇女们的悲惨生活。

1942年6月，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华北《新华日报》经理部秘书主任黄君珏在反“扫荡”斗争中，与部分女同志一起隐蔽在辽县庄子岭一山洞中，遭遇上百名敌人的搜山围攻。她举枪还击，顽强战斗，但寡不敌众，最后弹尽粮绝，跳崖壮烈牺牲。抗战期间，新华日报社从武汉撤退时，女报人项泰在湖北嘉鱼被日寇的飞机炸死在“新升隆”号轮船上，年仅23岁。

现在还健在的《晋察冀日报》女记者伊之老人，曾是北平中学女生的跳高、滑冰冠军，“七七事变”后，她奔赴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新闻工作，在枪林弹雨中采访、编辑、出版报纸。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女作家杨沫参加晋察冀边区抗日斗争,先后发表了《在后方医院》、《罪恶的见证》等作品。

1940年12月，戈焰如愿进入了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次年春毕业后被分配到晋察冀通讯社，被安排在东线的易（县）、满（城）、徐（水）一带活动。为了尽快熟悉当地情况，除了模仿当地姑娘的打扮，还学说满城话、学纺线、学盘腿。为了应付日寇与汉奸的突袭，她学会了打枪、放哨、巡逻。1943年7月的满城战斗中，戈焰与民兵一起将老人、妇女和儿童转移到安全地带之后，又投入了实地战斗与采访，回来后即写成了《满城的一个游击小组》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1995年中国作协推荐其为抗战文学百篇名作之一。1945年7月，解放张家口的战斗打响，她来到张家口铁路局，采访到日寇撤退时的丑态。戈焰说，“日本人最初来张家口时每人最多只有一个小提箱，可是撤退的时候，每人至少带三五件大行李。为了争取逃离时间和节省火车厢的空隙装人，好多行李被从车上扔下来。火车站里呼爹喊娘、啼哭叫骂，什么丑态都有……”掌握了充分的材料，戈焰写出了《总有这么一天》的精彩报道。

1938年8月，女报人陈学昭以重庆《国讯旬刊》特约记者的名义到延安，后发表了《延安通讯》。1939年2月，陈学昭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联合会机关刊物《文艺战线》的编委，后出版了《延安访问记》。她参加了大生产运动，“用弹钢琴的手”纺线，纺的线换了两个金戒指。

1938年《新民报》迁到重庆后，浦熙修任采访部主任。受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影响，她利用民间报纸从业者身份，采写了大量的新闻和通讯，用自己的笔书写着事实的真相。她热情歌颂了战斗的军民，同时也揭露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无情鞭挞那些荒淫无耻的高官。

抗战时期，彭子冈被誉为《大公报》的风云人物。她曾以《大公报》记者名义，用尖锐、泼辣的文笔，采写了大量战地新闻、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疯狂罪行，讴歌抗战英雄，如《难民在端午》、《皖北的游击》、《重庆的米和煤》等。其中尤以人物专访著名，如对宋美龄、宋庆龄、郭沫若等人的专访。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子冈撰写的《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为人们传诵一时。1940年的秋天，在一次集会上，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大谈营养运动，说不用担心中国粮食不足，只是人们吃得太多、太浪费了，建议大家多吃糙米，说那是含有维他命ABC多种营养的食品。子冈听不下去了，马上站起来提问：“这几年，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老百姓节衣缩食，都是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孔院长，你可以看一看，在座的新闻界同业都面有菜色，唯有你心宽体胖，脸色红润，深得养生之道，可否请你继续谈一下养生之道？”孔祥熙被这么一问，只好打哈哈散会。“哈哈孔”因此得名。

当年，与子冈、浦熙修并称为“三剑客”的还有杨刚。杨刚1936年10月担任《大众知识》半月刊的编辑，宣传抗敌救亡。1938年经人介绍，进入塔斯社上海分社做英文翻译。1939年9月受萧乾之邀到香港接任《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主编。杨刚让副刊“披上战袍，环上甲胄”，为抗战服务。她发表了反映延安状况和八路军战地生活的文章，如沙汀的报告文学《贺龙将军》、丁玲的散文《我是怎样来陕北的》、庄栋的《记延安文协代表大会》等74篇之多。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当时的译者就是杨刚，笔名“Shih－ming”，这是该文的首次英译，译文在《公正评论》上连载的同时，另以单行本形式发行，单行本前有毛泽东写的序，杨刚是通过地下渠道发出去的。

自称为抗战时期只能算新闻游击战士和兼职记者的陆慧年参加了《妇女生活》、《战士妇女》、《妇女前哨》的编辑和撰稿，发表了《战时女子教育》、《一年来的中国妇女》、《反侵略运动与文化共进》等数篇作品，其中《战时书包供应所阅读与写作函授班访问记》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抗战胜利后，她成为《联合晚报》的驻南京记者，参加了国共和谈的采访。

以上所述只是挂一漏万，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新闻女报人的感人事迹。她们的作品朴实无华、真切翔实，极大地鼓舞了军民斗志，也为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留下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镜头和一页页珍贵的史料。

1938年范长江(左)、陈侬菲(中)和胡兰畦在武汉。此照片为首次公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