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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论集萃

2007-07-06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马叙伦与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的新旧之争

林辉锋在《马叙伦与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的新旧之争》(刊于《学术月刊》2007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马叙伦与北京大学早期历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且亲历了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的两次新旧之争。这一时期,马叙伦不仅在治学的

领域和方法属于旧学一路,而且学术思想上仍带有明显的国粹主义取向。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新旧之争中,他以“旧派”学者的形象出现。马叙伦的这一倾向不仅受到支持新派的学生的挑战,而且面临来自新派同事的压力。不过,与治学的“守旧”不同的是,马叙伦在政治思想和人际交往方面则偏于趋新势力。正因为如此,他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仅没有消极避世,反而能够在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均占据教育界要津。

中国思想史上的“儒家社会主义”

盛邦和在《中国“儒家社会主义”论析》(刊于《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儒家社会主义”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与西欧和俄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相比,它的诞生时间早、经历时间长,对中国的历史发展的影响更为恒久深远。儒家社会主义理论包括其高端纲领――大同社会论,及其低端纲领――小康社会论。“儒家社会主义”作为宝贵的民族精神遗产,既有其理想的光辉,同时也带有空想的色彩。历史证明,惟有科学社会主义与和谐进步的科学发展理论才能为社会进步提供正确的思想指导。

明清僧尼社会形象的文化透视

王绍欣在《明清僧尼社会形象的文化透视》(刊于《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中土佛教发展至明清,虽然间或有贵盛、中兴之势,但总体上呈现出颓波日下之态。这一时期,僧尼群体的社会形象远离圣洁高雅而渐趋流于下品,并成为一种脸谱化的定型。明清僧尼丑化的社会形象,既镌刻着佛教世俗化进程中没落的痕迹,也折射出明清独特的时代特色与世俗观念。

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

李恭忠、李霞在《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从筹海图编〉到〈洋防辑要〉的考察》(刊于《江海学刊》2007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明代的“倭患”经历,留下了持续的“倭寇”记忆,对明清时期的海权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明嘉靖年间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到鸦片战争前夕严如煜的《洋防辑要》,自明中后期以迄清中期的海防论述多以“倭/寇”为假想敌,以“备倭/防寇”为基本着眼点。这些论著表达了一种“眼光向后”的海权观念:多以数百年前的历史经验为准绳,而不是密切关注变化中的现实形势;多以陆权为中心,目标在于如何“防”海,而不是如何经略海洋。结果,忽略了正在膨胀的欧洲商业殖民主义的挑战,埋下了中国在近代中西海权竞争中失败的深刻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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