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瞬即逝的时间之流中，人总想抓住些永恒的东西。美国现代哲学家詹姆士在《人之不朽》一文中曾这样讲：“不朽是人的伟大的精神需要之一。”当然，詹姆士这里所说的“不朽”，是指宗教性的不朽。而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三不朽”，则是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一种凡世的永恒价值。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春
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德、功、言三者分别做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在后人对“三不朽”的解读中，“立德”系指道德操守而言，“立功”乃指事功业绩，而“立言”指的是把真知灼见形诸语言文字，著书立说，传于后世。当然，无论“立德”、“立功”或者“立言”，其实都旨在追求某种“身后之名”、“不朽之名”。而对身后不朽之名的追求，正是古圣先贤超越个体生命而追求永生不朽、超越物质欲求而追求精神满足的独特形式。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屈原的《离骚》讲：“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云：“立名者，行之极也。”诚然，历史上晋代文人张翰曾说过“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唐代诗人李白亦讲过“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但事实上，二人虽则酒没少喝，但诗文佳作也没少写。
可以说，对死后不朽之名的追求，可以激励个体生命释放出无比巨大的能量，拼搏奋进，建功立业；而置个人身后名誉于不顾的人，则难免流于酒囊饭袋、行尸走肉，甚或沦为恶棍暴徒、独夫民贼。历史上，功勋卓著的拿破伦生前总担心自己在十世纪后的世界史上连半页纸都占不到，结果名垂千古；而生前放言“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的法王路易十五，自然遗臭万年。同时，对不朽之名的追求是要付出非凡代价的，被历史大书特书的旷世伟人都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做出巨大的个人牺牲并放弃凡俗的某些物欲与私利，而后才功成名就的。例如，被后世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周游列国，讲学传教，结果畏于匡、困于蔡、厄于陈，“累累若丧家之犬”。再如，司马迁因说真话而遭到宫刑，仍能忍辱负重，发愤著书，遂留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当然，历史上也有些人借名求利，名利双收。但浪得的虚名不会长久，最终难逃历史老人的法眼。
在“三不朽”中，“立德”有赖于见仁见智、众口难调的外界评价，“立功”需要挤身垄断性和风险性极强的官场，这些往往非一介书生的能力所及；于是，文人每以“立言”为第一要务，以求不朽，这诚如曹丕《典论・论文》讲：“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自传于后。”胡适曾将“三不朽”称为“三W主义”。“三W”即指英文“Worth”、“Work”、“Words”，这三个词的涵义与“立德、立功、立言”相近。在《不朽――我的宗教》一文中，胡适指出了“三不朽论”只限于极少数人、没有消极的制裁和功、德、言的范围太模糊等三层缺点，并提出“社会的不朽”：“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言语行事，无论大小，无论是非，无论善恶，―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胡适的“社会的不朽”论旨在把每个人的一己行为与人类的历史发展关联在一起，给有限的个体生命赋予永恒的意义，人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无论是非功过、积德造孽，都要被历史记上一笔。
曾几何时，社会上充斥着追名逐利的短期行为，熙来攘往奔竞于名利场上的人们根本无暇顾及不朽之名的诉求。不用说“立德”方面的假仁假义、外廉内贪的道德作秀，“立功”方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就是在被先贤古哲视为生命的“立言”方面，时下的不少著书撰文者所追求的也不再是不朽，而是速成，而速成者自然就难免乎速朽。如果从胡适所谓“社会的不朽”的角度看，真不知道急功近利的他们能拿什么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这句历史上个别统治者的口头禅，如果不幸成了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或社会的潜规则，那真是莫大的讽刺和悲哀。（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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