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乳草叶纹镜 四乳草叶纹镜铸范 连弧纹带蟠螭纹镜 连弧纹带蟠螭纹镜铸范
内容提要
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铜镜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汉代铜镜作为一种重要的和常见的文化遗物，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中日学者通过对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铸镜作坊遗址的调查和镜范的研究，基本了解了汉代临淄铜镜制造业从铸造技术、产品特征到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情况，填补了古代铜镜制作技术和铜镜生产研究的空白。作为我国乃至东亚古代铸镜技术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它不仅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汉代制镜工艺技术的认识，对汉代手工业生产技术、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研究也将起到推动作用。
铜镜作为古代人照容的日常生活用具，在我国古代有着制作和使用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我国古代铜镜在距今大约4000多年前出现之后，经过商周时期的逐步发展，到两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形成第一个发展高峰。汉代的铜镜类型多样，镜背纹样精美、铭文内容丰富，铸造技术精良，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随着青铜日用器具的迅速发展和更加广泛的应用，铜镜迅速走向平民化，成为当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用品之一。在铜镜日益普及、社会需求量巨大的背景下，汉代的铜镜制造业迅猛发展，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手工业之一。
汉代铜镜作为一种重要的和常见的文化遗物，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成为汉代社会历史和文化研究的重要的物质文化遗物。然而尽管考古发现的汉代铜镜已是数以万计，汉代铜镜的研究也是成果累累，但是关于汉代铜镜的制造、生产、流通和使用等，历史文献中几乎没有记载；与铜镜制造相关的遗迹和遗物的考古发现也长期处于空白，致使汉代铜镜制造业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因此，通过有关汉代铜镜制造遗迹和遗物的调查和研究，对当时铜镜的产地、制造工艺技术、生产经营方式、产品的传播和流通等进行探讨，不仅成为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对于汉代金属工业和社会生产的研究都具有积极意义。有关汉代临淄铸镜作坊址的调查和镜范的考古学研究及其成果因此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
一
汉代临淄铜镜制造业的考古学研究，肇始于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发现，而系统的研究，是从镜范研究和铸镜作坊址调查两个方面展开的。
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作为西周至战国时期齐国的都城，自公元前859年齐献公迁都临淄到公元前221年秦军入临淄灭齐，历时638年之久，并且在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的齐宣王时期发展成为全国最为繁华的大都市（《战国策・齐策》）。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设临淄郡，临淄城是临淄郡的郡治。两汉时期，郡县与封国并行，临淄城作为齐郡郡治和汉代诸侯国齐国的都城所在，依然十分繁华，城内设立有铁官、四市等，是当时“人众殷富，钜于长安”的东方中心城市（《汉书・高五王传》）。新莽时期，临淄仍然是东方工商业大都市（《汉书・食货志》）。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此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探明了临淄齐国故城的形制、布局、结构和文化堆积状况，同时发现了大量东周至汉代的手工业遗存，为汉代铜镜制造业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镜范，是铸造铜镜所使用的铸范。它作为铸造铜镜的模具，是探索铜镜铸造和生产最为重要的遗物。临淄齐国故城内汉代镜范的发现，始于1940年。当时，日本学者关野雄在进行考古调查时从齐国故城大城北部的今傅家庙的村民手中购得1件镜范残片，不过，这件事长期未能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的1997年秋，临淄齐国故城大城南部今刘家寨村又发现1件镜范残片，被当地博物馆收藏并进行了报道。鉴于镜范是研究铜镜铸造和生产的关键遗物，而出土地点明确的汉代镜范又是首次发现，我们先后多次到临淄齐国故城进行实地考察，并对当地出土镜范进行了广泛的收集和多方面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和初步成果很快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关注。2004~2006年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中日学者开展了为期两年的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合作研究。迄今为止，临淄齐国故城出土并经过我们实际考察的镜范已达96件。
关于临淄汉代镜范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方面是进行考古学的观察、测量和分析，并与汉代铜镜进行比较和对照研究，以探讨镜范的制作方法、铜镜产品的类型和生产的年代；另一方面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镜范进行多种形式的科学分析和检测，以探讨镜范的原材料、烧成温度等制作工艺，并收集铜镜铸造工艺的相关信息。经过努力，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镜范对于研究铜镜的铸造和生产是至关重要的遗物，但从考古学上探讨铜镜的生产，还必须调查和寻找制造铜镜的作坊遗址，才能真正确定铜镜的生产地点，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的铜镜生产。为此，我们先后在临淄齐国故城内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取得了重要收获。迄今为止，临淄齐国故城内经考古调查并能够确认的铸镜作坊址已有3处，即苏家庙、阚家寨和石佛堂，而傅家庙和刘家寨两地也可能有铜镜生产遗存。通过铸镜作坊址的调查，我们不仅确认了当时铜镜的生产地点，了解了铜镜作坊的生产年代，还明确了汉代临淄城内铸镜作坊的分布及其与其他手工业作坊的关系，从而使汉代临淄铜镜制造业的综合研究成为可能。
二
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铸镜作坊址的调查和镜范的考古学研究及其成果，初步揭示了汉代临淄铜镜制造业基本状况，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意义。
其一，通过临淄镜范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和年代学研究，初步究明了汉代临淄铜镜生产的年代、产品类型及其地方特色。综合铸镜作坊址调查资料和出土镜范的分析可知，汉代临淄铸镜作坊的生产年代，主要为西汉前期和中期，早者可追及西汉初年，晚者可能延至西汉后期，但不会晚到东汉时期。其产品，主要有各种蟠螭纹镜、四乳弦纹镜、四乳龙纹镜、四乳草叶纹镜、博局草叶纹镜等五类，其中尤以草叶纹镜颇具特色。临淄制造的铜镜，主要是中小型铜镜，但同时也制造少量的大型和特大型铜镜。以四乳草叶纹镜为代表，集中表现出临淄造铜镜的独特风格――“临淄风格”，如镜体厚薄适中，制作精良；纹样结构紧凑，布局疏朗；草叶纹清秀、规整、线条流畅；铭文篆书、字体方正等。
其二，通过临淄镜范的科学分析并结合考古学研究，初步揭示了汉代临淄铜镜制造的工艺技术及其水平。铜镜铸造采用的是陶质双合范技术，制作镜范使用的原材料是当地一种含有较多粘土的细颗粒黄土并羼入稻壳灰；制作镜范的方法是“模制法”和“刻制法”并用；镜范成型后还要装入还原窑进行烘烤和焙烧，合范浇铸时型腔表面涂刷脱范剂。铜镜的铸件热处理，是铸件加工的一个重要环节，并且在热处理过程中还可以获得“凸面镜”。上述问题的初步究明，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汉代制镜工艺技术的认识，无论对于中国古代铜镜制作和生产的研究，还是对于深化东亚古代制镜技术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认识，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三，首次从考古学上找到了一个汉代的铜镜产地，临淄作为汉代铸镜中心之一得到科学的确认。在陶质双合范铸镜的技术背景下，镜范是研究铜镜制造和生产的最为直接，也是最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就全国范围来说，迄今汉代镜范能够确认其出土地者，临淄齐国故城属于首次，也惟有临淄齐国故城。这里，镜范的发现数量之大，见于记录者已多达96件，况且还有不少流散在民间。铜镜产品类型多样，既有各种类型的草叶纹镜，还有各种蟠螭纹镜和少见的四乳弦纹镜与龙纹镜。铜镜生产的时间很长，从西汉初年到西汉后期，尤其是西汉前期更是其兴盛期。汉代铸镜作坊址的调查和确认，临淄是首次，也是惟一的。迄今已经确认的铸镜作坊址已有石佛堂、苏家庙和阚家寨等3处，集中分布在齐国故城之大城中北部一带，显示出汉代临淄铜镜生产已经具有较大规模。这就首次从考古学上证明了临淄是汉代一个重要的铜镜生产基地，是汉代铜镜制造中心之一。
其四，通过临淄齐国故城内铸镜作坊址的调查和综合分析，使我们对汉代临淄铜镜的生产经营有了初步的了解。目前临淄齐国故城内能够确认的石佛堂、苏家庙和阚家寨等3处铸镜作坊址，都集中分布在大城的中北部地区，即大城中北部的东西向古道路的南、北两侧，据传曾出土有镜范的今傅家庙村西南地点，也位于上述古道路的西端附近，据传曾发现有镜范的刘家寨村南地点，则位于大城南部的中部地区。由此可见，西汉时期临淄城内的铸镜作坊，主要集中分布在大城中北部的东西向古道路的南、北两侧，并且铸镜作坊址附近往往有同时期的铁器冶铸、钱币铸造和骨器加工等手工业遗存，说明当时的铜镜作坊主要分布在临淄城的“手工业园区”之内。铸镜作坊如此之多，分布如此之密集，表明西汉临淄城内铜镜制造业规模十分可观，铜镜制造是当时主要的手工业之一，也是当时临淄重要的产业之一。至于汉代临淄铜镜制造业的性质，应当属于民营。
其五，基于汉代临淄造铜镜的类型和特征，通过与各地出土西汉铜镜的比较研究，我们对汉代临淄造铜镜的传播和流通获得了初步的认识。临淄及其邻近地区即当时的齐国境内，是临淄造铜镜的主要传播和流通地区。与山东邻近的河南以及西汉都城长安所在的关中一带，也是临淄造铜镜的重要传播和流通区域。从更大的范围看，西汉临淄造铜镜的传播和流通地域，南至长江中下游的今安徽、上海、浙江、江西、湖南等地乃至岭南的桂东一带，西到当时的首都长安，北达今辽宁省乃至吉林省的西南部地区，向东北则有可能东渡大海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九州岛。至于铜镜的传播方式，一种是商品交换和流通，这也应当是主要的流通方式；另一种则是随着人们的移动使之流传到各地。
总之，通过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铸镜作坊址的调查和镜范的研究，使我们对汉代临淄的铜镜制造业从铸造技术、产品特征到生产经营管理等都有了基本的了解，填补了古代铜镜制作技术和铜镜生产研究方面的空白。作为我国乃至东亚古代铸镜技术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它将极大地推进中国乃至东亚古代铜镜的研究。同时，作为汉代铜镜生产的开创性研究，它对于汉代手工业生产技术、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研究也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还将为汉代各地区间人群移动、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乃至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新的资料和信息。当然，就汉代临淄铜镜制造业的考古学研究来说，目前的研究还是初步的，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就整个汉代铜镜制造业来说，铸镜作坊址和镜范的发现还仅限于临淄一地，还需要在其他汉代城址中大力进行铜镜制造业的考古调查和研究。铜镜制造业作为两汉时期重要的手工业生产之一，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古学研究，对于汉代社会经济的研究无疑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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