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祖父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他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见解――《新人口论》。那时，我们还是一群不到十岁的孩子，不会理解文章的内容和它的意义，更不会预见到此后20年由它带来的风风雨雨。
50年后的今天，我们大家聚在这里，一起回顾这段历史，重温《新人口论》的论点，感受它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祖父在他百年的人生中，经历了满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他留学于美国，执教于北大，参加国民政府，著书立说；研究战时经济，抨击时弊。参加新中国的建立、担任北大校长并提出《新人口论》的学说，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他坚持真理，敢于直言，是真正负责任的学者。而在我们这些孙辈的心目中，他却又是一位慈祥可亲的老人。
这些年经常有人向我们问起，祖父在家里可曾与我们谈论过人口问题。我们兄弟姐妹仔细地回想，但结果却是遗憾的。在我们和祖父共同生活的约30年中，祖父从未在家中与我们孙辈谈论过有关人口方面的问题。因为当年在他的人口理论成为一个讨论和批判的观点时，我们还都幼小，这样重大的问题当然不是与我们谈论的话题；随后的十几年，人口问题成为禁区，家中的长辈显然不希望与我们这些口无遮拦的孩子过多地谈论这个话题，而人口激增带来诸多社会问题的现实，也使再谈论这个问题的正确与否显得没有必要；当政治环境变得宽松，《新人口论》中的观点被重新提出并被普遍接受的时候，祖父已经老矣，无法再与我们清晰地谈论这个问题了。
但有一件事情留给我们的记忆却是深刻的。那是有一次祖父对我们生气了，而平时他是很少对我们孩子们发火的。当时我和弟弟们在院子里游戏，突然发现了一窝蚂蚁正在搬家，黑糊糊的队伍沿着墙角连绵了很长一段路。我和弟弟们兴奋起来，立即投入“战斗”，手捻脚踩，剿灭蚂蚁。这时，祖父散步走了过来。当他看清楚我们是在灭杀蚂蚁时，顿时皱起了眉头，用手杖戳着地，懊恼地说：这也是生命啊！这一次他真的生气了。几年以后，我从祖父的书房中翻到一本当年油印的批判《新人口论》的文集，云里雾里地看完后，却百思不得其解，无论如何无法将书中批判的那个要“用战争消灭人口”的人，与身边那位为了蚂蚁的生灵而懊恼生气的老人联系在一起。
祖父会为荼毒蚂蚁的生灵而生气，但他却没有为自己遭受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处境而生气。每天他都在精神饱满地读书看报、运动锻炼，晚上他有时会写作到很晚，而周末，则照例带着我们这些孩子到公园或郊外去爬山活动。在他的身上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颓唐的印象，在逆境中他始终是开朗安详的样子，按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位阳光老人。
祖父曾在文章中写道：“我平时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这是对北大学子的期望，也是对我们后辈的要求。决不轻言退却，这一点祖父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做到了，在人生历程和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中也做到了，他的教诲和他的垂范，是留给我们的珍贵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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