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不久前发布的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8：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中,有关“刘易斯拐点”引出了许多争议。关于出现“刘易斯拐点”的“确切时间”是否是2009年？是否这么快就会到来？人们见仁见智。但“刘易斯拐点”终究会到来已是不争的事实。撇开对“拐点”到来时间的争论，这个“拐点”对于现实有何意义，会产生哪些影响，倒是我们必须认真关注的。
必须考虑与“人口红利”相伴随的劳动力“比较优势陷阱”――当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时，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创新的能力，以致在“人口红利”枯竭时，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
蔡?教授的“人口红利即将耗竭”的警示，足以让我们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人口红利时代之后必然要遭受相应的人口老龄化之苦，然而这并不足以杞人忧天。关键是，我们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的人口红利时代究竟是否在饮鸩止渴？
回顾过去，我国没有很好地利用人口红利，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口红利是依仗着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支撑经济的粗放式发展的。当一个国家劳动力优势如此明显之时，其蕴涵的风险也将越来越大。就外贸来看，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之低近乎“白给”，大部分利润被外商拿走了。尽管如此，因为劳动力成本过低还时常被享受低价的国家斥之为“倾销”。就国内企业而言，低劳动力成本已开始制约企业运转，当劳动者收入低得不足以维持劳动力本身的简单再生产时，劳动力的社会供给必然失衡。由于长期涨利润不涨工资、缺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劳动条件恶劣等原因，“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就成了社会的“诡异”现象，值得深思。
认为必须建立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来解决就业难题，尤其是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就业机会的增加”这个所谓的“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观点，在当前是值得商榷的
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办法则是，以剥夺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为“打到底线的竞争”(racetothebottom)。许多专家学者倡导就业优先，认为必须建立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来解决就业难题，这一点值得商榷。
首先，从国内经济发展来看，人口红利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形成了过分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惯性，尚未形成生产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方式。由于劳动力数量、质量和价格具有明显的优势，并得以形成和保持很高的储蓄水平和资本积累率，使得主要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适合于吸纳18-40岁、低教育程度的就业人口，而这部分人口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已显著下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不能长久地解决就业问题，反而由于经济资源片面流向该领域而抑制知识型服务业的发展，导致“白领就业难”的新型人口危机。长远来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一种缺乏长远眼光的行为，无异于寅吃卯粮。随着人口结构、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刘易斯转折点”终将到来，传统增长方式赖以作用的条件将会发生变化，经济增长方式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的转变迫在眉睫。
其次，从国际贸易发展来看，中国只是所谓的贸易大国，而非强国。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假设前提下,产品是同质的,不存在非价格竞争,比较优势直接体现为价格竞争优势,并形成对外贸易的有利条件。长期以来,受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理论的影响,我们一直把“劳动力成本优势”视为对外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劳动力数量成为了竞争优势发挥的保障，并相应地大力发展众多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但在现实中,国际贸易市场结构往往是不完全竞争的,而且越来越表现为非价格因素方面的竞争。随着高新技术产品日益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品种,加之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严重供过于求,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正日渐下降,它们赖以生存的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渐失去了“优势”。纵观近年来中国曾经遭遇和正在经历的贸易摩擦,绝大部分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从全球范围看,大凡贸易保护的对象,大都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随着全球经济逐渐进入以智力资源和知识要素占有、分配、生产和消费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总量、人才素质和科技实力将代替资本成为竞争的根本要素,智力资源的丰富程度将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决定性因素,以自然资源为中心的分工体系逐渐被以知识技术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所代替,科技知识将成为国际贸易发展新的重要动因。在这种情况下,规模经济、技术进步成为引发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传统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难以形成竞争优势。如果我们仅强调劳动力数量与成本优势,忽略非价格因素,就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有专家认为“一种产业的要素密集，和它这个产业是集约化的发展，还是粗放型的发展，并不是等价的，并不是说资本密集型一定等价于集约型，劳动密集型一定等于粗放型”。这也是一个值得质疑的观点。从界定上说，粗放型增长模式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那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不是就具备了其中的“高投入”（过分依赖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和“低效益”（生产率无显著提高，劳动者工资低廉）两个特征呢？从某个角度说，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的是“蓝领”劳动力的就业，却使“白领”面临就业困难，总的就业状况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一般来讲，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就业机会的增加。但从经验上看，世界经济发展史的事例削弱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就业机会增加”的可信度。相关研究证实，20世纪全世界新增就业岗位20多亿，其中一半以上是科技进步提供的。仅从20世纪后半期的经验判断，像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技术进步很快，但它们都在长达2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维持了充分就业，经济的就业弹性在大多数年份几乎是我们的2-3倍。即便是20世纪90年代以高技术和新经济著称的美国，其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也明显高于中国，形成了“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的局面。另外，就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增长轨迹而言，20世纪90年代并未出现明显的技术飞跃，经济增长依然是依赖生产要素大量投入和消耗来支撑的，在粗放式增长模式中始终未能看到就业率提高的明显证据。因此，“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
技术密集型产业能够通过“产业链”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有利于就业增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却无法带动高端产业的发展，它只是解决低层次产业就业的增加
经济增长在不同阶段对就业有不同的影响，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斥劳动力的，造成就业率无提高，这是用资本代替劳动的结果，但这并不是必然趋势。从国外的情况看，产业结构升级，GDP增长加快，失业率则会下降。不可否认，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肯定会在一个时期内对就业产生冲击，使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减弱，形成经济高增长、低就业的局面。但这一思路不能全面充分地解释问题。
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是双重的。短期内，技术进步提高了产出效率，导致生产同量产品的要素（资本、劳动、土地）投入减少，似乎是排挤就业的；但长期看来，技术进步一方面提高产出和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扩张社会总需求，另一方面又创造出新产品，引发新的需求，当两个因素共同作用时就会通过诸如“产业链”等各种渠道加速产业结构的演进，尤其是带动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第三产业的发展。综观韩国、日本等所有重化工业国家，一般的，如果国内产业链条在增加，投资在增加，就会带动中间需求增加，企业的供给也会增加，这会带动就业的增长。因而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产业链”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有利于就业增长的；相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无法带动高端产业的发展，只能解决低层次产业就业的增加，到头来经济只是增长，却没有发展。
不管是从实证经验上还是从理论逻辑上看，“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就业机会的增加”这个所谓的“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观点是值得质疑的。那些粗放而低技术含量的增长点，该萎缩的尽管让它萎缩；那些仅看重廉价劳动力的资本，该走的尽管让它走――这些并不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支撑和方向，发展经济需要实现产业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值，把传统制造业改造为先进制造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刘易斯拐点”是形成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的良好契机，它将摈弃此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一拐点后，劳动供给不再无限、工资上涨、人均收入得到实质性增长，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经济发展模式。（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口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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