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东南郊外的唐恩小村，与其他英格兰小村庄并无两样，青绿的田园之中，繁茂的树丛之后，房舍点缀其间。靠村民指点，记者才知，村边一座白色三层的房屋就
达尔文于1842年买下并住进了这座房子，直到1882年去世。那时，工业革命使伦敦工厂密布，烟囱林立，尘雾弥漫，喧嚣嘈杂，恰如狄更斯笔下的雾都。达尔文喜欢乡间的静谧和鸟语花香，他选择这里作为生命的港湾，研究自然选择和生物多样性，与妻子爱玛和孩子们共享天伦。今天，英国文化遗产机构将其辟为博物馆，根据达尔文之子莱奥纳德拍摄的一组照片恢复和重建了一楼，再现1876至1877年间的原貌。英国还将它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一楼的客厅、餐厅、书房、廊道都保留着达尔文居住时的原貌，装修、陈设、家具、钢琴、画像等大都是达尔文居住时的原物。一楼书房给人印象尤深，显微镜、器皿、器械、标本、高背黑靠椅和写字板无一不是达尔文研究和著述进化论时曾经使用过的原物。伫立其前，仿佛看到了达尔文当年正放下手中的实验，坐到高背椅中，在写字板上疾书《物种起源》，惊奇一个伟大的思想就是从这个房间中横空出世，射向上帝创造万物的神学，第一次把生物放在了完全的科学基础上。
达尔文在这里度过的岁月是丰富多彩的。与我先前想像的一位科学家埋头学问、不舍昼夜不同，达尔文在这里做科研并非到了废寝忘食、通宵达旦的地步。他似乎更像一位过着悠闲隐逸生活的乡绅，生活规律准如钟表。他每天早晨开始在书房里工作六小时，检查标本，处理信件，撰写著作。无论天气如何，他都会去院子中的“沙之小路”散步，途中在温室逗留片刻，看一下实验植物。他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蚯蚓以及蜜蜂和昆虫对花朵的授粉，他的园丁曾经说过：“他一直在花园里游荡，我曾经看到他在一朵花前一次站了十分钟。”1876年，他写成的《植物界异花受精和自花受精的效果》一书，就是经过长期大量实验的结果。书中提出异花受精一般是有利的结论。现在这条路以他的“思想之路”为人所知，他的许多概念都在这里形成。就在去世前两天，他还带着重病去记录实验情况。达尔文每天要午睡、喝茶，累了就读奥斯丁的小说，或打铃叫管家陪他打台球，晚上睡觉前必要听夫人弹钢琴。他花了很多心思来装饰住房。他还是当地的“治安法官”，有时就在餐厅里断案，现在餐桌上还摆放着治安法官手册。在工作压力减轻时，他会非常乐意扮演乡绅和教区事务领袖的角色。他还在这里协助组织了当地的友好协会和乡村庆典。正如他的管家帕斯洛所说：“他是一位非常爱交际的、高尚的绅士，十分幽默，充满快乐；他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还是最优秀的主人。”
达尔文故居 郭林摄
达尔文写作进化论的书房 郭林摄
徜徉于故居内，我感觉到，这里的达尔文比我过去在书本上认识的达尔文其实要丰富而实在，执着且幸运。故居内挂了很多达尔文家族的照片画像，它们告诉我，达尔文的家族不仅遗传给了他聪慧，而且为他提供了自小接受前沿科学思想熏陶的环境。达尔文的两个祖父都是推动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人物。祖父厄拉斯姆斯・达尔文就是一位物理学家、发明家和诗人，早在达尔文出生前，他就写出了《动物进化论》。厄拉斯姆斯1760年在伯明翰建立了月亮协会，每个满月之日，富商、制造主、哲学家、科学家（包括蒸气机发明人瓦特）聚集一堂，讨论各种问题。达尔文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乡村医生。达尔文自小受祖父和父亲影响，常常捧着家里的自然史书籍一口气读几个小时。这些都帮助塑造了他的未来志趣。
博物馆内陈列的达尔文兄弟姐妹幼年的画像中，有一张极有象征意义，一群孩子中唯有6岁的达尔文怀中抱着一盆花。这个并非中规中矩的姿态足以反映出他自小对生物世界的强烈兴趣，和家人对他执拗的容许。达尔文1809年2月12日出生，是家里的第五子。母亲在他8岁时过世。他从小对学校学习就兴趣索然，在校成绩和表现均属平平。他恨寄宿学校，讨厌枯燥无味的拉丁文和希腊文课。但在教室外面，达尔文却非常活跃，从鹅卵石到鸟蛋，他什么都采集。他喜欢在花园玩，走很长距离的路，钓鱼，要么就捧着父亲的自然史书籍一口气读几个小时，或者独自沉思。孩提时期的达尔文沉默寡言，喜欢幻想，独来独往。我不知道达尔文儿时的家是不是比这里更多鸟语花香，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家庭对他很宽松，使他能自小保持起对生物学的强烈兴趣，并以兴趣为最大动力，自学成才，成为生物学家。
漫步在房内院中，我想，没有相当的家庭财富，达尔文何以买下这座花园楼房，且不事产业，在这里一心做学问。同是影响人类的大家，他不必像爱因斯坦白天要在专利局上班糊口，晚上才能推演他的相对论，也不会像马克思那样饿着肚子在大英博物馆剖析资本主义。他比法拉第那样的出生贫寒的科学家要幸运得多，因为他生在一个富裕的家族。达尔文的外祖父乔西亚・韦兹伍德也是达尔文妻子爱玛的祖父，出身望族，家境富裕，热爱科学，制造的“韦兹伍德”牌瓷器驰名世界，至今仍是英国的名牌。达尔文行医的父亲还热衷于投资运河和公路。在他需要钱搭乘“贝尔格号”做科学考察时，殷实的舅舅慷慨解囊。
家族的富有使得达尔文早时可以沉醉于兴趣和爱好，不必像贫寒人家的子弟为了日后的衣食饭碗，埋头于苦读课本和考学，选择和从事自己未必醉心的学业和行当。他的两次求学经历最能说明这一点。1825年，父亲将他送到爱丁堡医学院学医，希望儿子日后能像自己一样成为一名能过体面生活的医生。可达尔文觉得学医既枯燥又恶心，根本就没有兴趣。他知道，自己家道富有，今后根本不必靠行医挣钱吃饭。他于是逃课，出去探险、采集物种，还玩上了打枪。他在医学院的最大收获是尽情领略了苏格兰的自然，并自己研究动植物学。结果，这位未来伟大的科学家在爱丁堡医学院实在混不下去，不得不肄业退学，连学位都没有。1828年，父亲将达尔文送进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习神学，希望神学能使他眼中终日游手好闲的儿子上进。达尔文很快就厌倦了神学院的课堂和书本，他忙着与表兄威廉一起去打猎、骑马、打枪和赌博。
故居二楼的达尔文生平事迹展并不隐讳达尔文的这段看似游手好闲的时光及缘由。然而，就在离故居并不算远的剑桥，达尔文的生活发生了突变。他没有被上帝垂青，却有幸被伯乐识中。达尔文不久就遇到情趣相投的著名植物学家亨斯洛教授。亨斯洛精通植物学、昆虫学、化学、矿物学和地质学，长期不断地观察和研究自然，成为他的良师和益友。亨斯洛还将他引荐给地理学家亚当・塞奇维克。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和指导，达尔文才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然科学家。没有这两位伯乐的提引，达尔文可能终生都还在进化论的大门外徘徊摸索。
达尔文毕业时得知，出航南美的测量考察舰“贝尔格号”船长需要一个对科学和自然史感兴趣的年轻人。直觉告诉达尔文，他从小以来喜欢采集物种、野外探险和厌学逃课，似乎都是为了这样的一次远航，这个大好的机会不容错过。他只是不知道，这次航行将不仅让他环游世界，更会将他载往人生的目的地。父亲大概看出儿子天生就不是诵经习道的人，终于同意他放弃神学院的学业，随船出行。1831年，22岁的达尔文乘舰航至南美和澳洲，在五年的旅程中，他沿途详细考察生物，带回大量动物地质化石标本。也就是在“贝尔格号”上，达尔文萌生了进化论思想。
其实，达尔文故居内的不少展品告诉游人，进化论思想并非自达尔文横空出世，在英国早已出现。达尔文祖父早在达尔文出生前就写出了《动物进化论》，斯宾塞已提出了进化规律，社会进化论思潮也已出现了。德国自然科学家洪堡著的《南美旅行记》和英国天文学家赫歇耳的《自然哲学入门》对达尔文影响至深。前人已经为进化论做好了铺垫，时势将造就达尔文。
1842年，达尔文到这里定居，并写出了35页的进化论大纲，1844年又在一楼的书房里将其扩展为230页的论文。此后，他每天都在书房和“思想之路”上对自然选择和生物多样性进行思索、实验、求证。时间越长，他对进化论越有自信，终于在1859年11月24日出版了《物种起源》这部巨著。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在这座小楼里逝世。他被安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和牛顿同眠一处，以表彰他和牛顿一样深刻地影响了英国乃至整个人类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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