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工作者要有文艺素养，因为创新往往源自猜想
钱老认为，科学技术工作者要有一点儿文学艺术素养；而文学艺术家要懂一点儿科学知识。为什么要这样？钱老说，从人的思维方法来看，科学研究总是用严密的逻辑思维，但科学工作往往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的，然后才是科学论证。也就
为了推动我国科技艺术的研究，他曾给北京工学院（现为北京理工大学）校长朱鹤孙写信，支持他在北工建工业设计学院，创办《设计》杂志和创建工业设计协会。
文学艺术家不能是“科盲”，这样才会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
另一方面，钱老认为，文学艺术家要懂一点科学技术，不能是“科盲”。这主要不在于科学方法，而在于世界观。他说，要成为文学艺术大家，不懂一点科学不行。因为科学技术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无处不存在科学，无处不存在文学艺术。文学艺术家只有懂一点科学，才会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才会对社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你才能创作出既符合时代精神又具有历史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艺术工作是先科学而后艺术的。他举例说，鲁迅和郭沫若早年都是学医的。郭老后来还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对科学有深刻的理解，与科学家们有共同语言。
他特别强调，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科学有了许多新发展，新技术也层出不穷。文艺人如果不懂一点科学，那会落后于时代。他从阅读《文艺研究》和《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杂志感到，我国文艺人发牢骚的多，论中国古代文艺辉煌的多，就是缺乏对新文艺形式的探讨，缺乏研究科学技术发展所能提供的新的文艺手段。他说，回顾本世纪的历史可以看到，这是我国文艺人和文艺理论工作者的老毛病。电影出现了，是自生地发展；电视出现了，也是自生地发展。录音伴奏（卡拉OK）出现了，文艺人、文艺理论工作者惊惶失措。这么被动怎么能行？他认为，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人、文艺理论工作者应该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一切可以为文艺活动服务的高新技术，并研究如何利用它们来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繁荣新中国的文化。为此，他曾给杭州《艺术科技》编辑部写信，支持他们搞艺术科学和舞台美术等研究，并建议他们和北京工业协会加强联系，交流学术，互相促进。
以上这些都是钱老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说的老话。今天我国电影艺术的大制作和舞台艺术的豪华设计真可谓大手笔。但是，在这辉煌的“大手笔”后面，少数作品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缺少艺术的灵魂。他认为这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并不可取。
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不是简单的结合，而是文理相通、辩证统一
钱老对科学和艺术都有深刻的理解，他说的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不是简单的结合，而是文理相通、辩证统一。也正由于钱老对科学和艺术两个方面的深刻理解，他在反复强调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同时，也指出：并不是每一件具体事都要有一样的文艺和科技内涵，那就成了“泛技术艺术论”了。他认为，文艺理论与科学技术关系的轻重因部类而别：技术艺术理论同科学技术的关系最深，戏剧、电影等艺术理论次之，到诗词艺术理论、文学艺术理论同科学技术的关系就更少一些。而在科学方面，与艺术关系最密切的是建筑。他认为建筑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一幢好的建筑不仅符合力学原理，还是一个艺术杰作，是永恒的。
对钱老这种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思想，许多人表示不能理解。在我国科学界，专家多，而统领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的科学家少；而在文学艺术界，不懂科学照样可以搞文艺创作，但真正成为传世佳作的少。钱老曾感叹说，两者若不结合，终不能成大器。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钱学森著《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一书，但反应平平。可喜的是，从近年新闻媒体的报道中看到，不论在科学界还是在文艺界，赞成钱老这一观点的人越来越多。但他也注意到，他的知音者中，老科学家和老艺术家多，年轻人则少有所闻，这又令他忧心。
书画和其他艺术一样，是美的创造，因为审美是一切的出发点
钱老之所以能对科学和艺术，以及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提出深刻见解，与他两方面的素养都有关系。这里只讲讲钱老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素养。
从钱学森在《书信》的自述中我们了解到，他打小就喜欢文学艺术。他在北京师大附中念高中时读的是理科，但他学过水彩画，老师是后来著名的画家高希舜；他拉过小提琴，写过小品。读大学期间，他参加过交通大学的管乐队，吹小号。大学毕业前夕，即1935年（民国24年）2月，他在《浙江青年》杂志上发表《音乐和音乐的内容》一文，讲的是如何欣赏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乐作品。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期间，他还参加过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钱老曾经对我说，他参加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是他的同窗好友、冯・卡门的另一位高徒F・马林纳介绍的，马林纳除了研究航空和火箭，还是一位画家。他说：“在这个协会里既有西服革履的科学家，又有留着长发、衣着不整的艺术家。我们当时搞火箭时萌生的一些想法，就是在和艺术家们交谈时产生的。”
钱学森的第一大业余爱好是书画。在我担任秘书期间，他常去中国美术馆和荣宝斋参观书画展，并对国画艺术有自己的见解。他在《书信》中与画家们探讨国画发展的新路，说“吴昌硕、齐白石的路子已走到尽头，张大千和刘海粟的发展实始于20年代的徐悲鸿，但前途如何？国画也要开创一个新时代”。他认为工笔画因有技术要求，放开写意比所谓写意画更难些，所以历来工笔画家在这方面比不上写意画家。看到《新华文摘》上讲“三怪”王学仲的文章后，他立即写信给天津大学的王学仲教授敬求墨宝，说“我连您‘润笔只要纸’的纸也没有，实感唐突，请恕我无礼”。王教授接钱老亲笔书信，十分激动，立即挥毫作长卷《狂草赋》，并赠《夜泊画集》。接王教授墨宝，钱老十分高兴，在1992年10月1日立即回书：“今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3周年，我凝视画集第一幅《怀思》，心情激动，牌刻上的人物又现眼前……读先生《狂草赋》，使我神思飞扬，如火箭升空，‘巡天遥看一千河’矣……先生所赠书画将是我余生中的精神粮食，受用不尽”。
对于书法，钱老也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他在1993年致《文艺研究》编辑部的信中说，看了朱以撒等四位同志关于书法艺术的文章，“深感书法诚为我国对世界艺术的一大贡献，是人类文化的光辉篇章”，并提出“看来书法艺术要从传统的毛笔书法、签名、碑帖和篆刻印章扩展，加上今天实际上流行的硬笔书法、少数民族文字书法、签名，以及汉字与各民族文字之间的合璧书法。就这样扩展也没有到头，为什么不能把西方文字的书法及签名也纳入书法艺术？我每见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手迹就深有启示”。
当然，钱老认为，“书画和其他艺术一样，是美的创造，因为审美是一切的出发点。我们的审美观点认为‘庄严、慈祥、神不外露’是美；而另外有些人却认为‘神气’是美，那就说不到一处了”。想想钱老那慈祥而又庄重的面容，不就正是他外表和内心世界美的辩证统一吗？
钱老的第二大业余爱好是文学作品。在《书信》中反映最多的是我国古代的诗词歌赋乃至对联。他在《书信》中引用古诗佳句真是捻手即来。1996年春节给一位朋友写信，这年春节恰逢“雨水”节气，于是他在信的末尾说，前人把春节正逢“立春”说是“百年难遇岁朝春”，今年却是“百年难遇岁朝雨了”，也是个巧合。谈到对近年来许多宣传宫廷宴的文字十分反感时，他说，对清贫的知识分子来说，“寒夜客来茶当酒”不也很美吗？
将文学艺术与科学结合起来，探索思维科学新路
他在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戴汝为谈思维科学研究时说：“既然文学创作中要运用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那我国几千年古老的文学作品不就是三种思维的结晶吗？我们为什么不从中国的赋、诗、词、曲及杂文小品中学习探讨思维学呢？”他还说：“最容易的是对联，这在旧中国是文人思维的基本功。”他举了三副对联，一个比一个难，一个比一个思维跨度大。
最简单的是：“五月黄梅天，三星白兰地”。
复杂一点儿的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对联。毛泽东的上联是：桔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周恩来的下联是：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
思维跨度最大的是相传清代名儒纪晓岚与江船武夫的对联。武夫上联：“两舟并行，橹速不如帆快”。这是拿古人鲁肃和樊桧的谐音说文不如武。纪晓岚的下联是：“八音齐奏，笛清怎比箫和”。这是拿古人狄青与萧何的谐音说武不如文。
钱老指出，对联与形象思维研究的关系是：对联的上联给出结构，要下联补上内涵；而我们今天形象思维研究的难题是，手头有一堆事实（即内涵），但不知其结构，即形象。我们的任务是发现其结构，也就是悟出其道理。这也是钱老将文学艺术与科学结合起来，探索思维科学研究的新路。戴汝为院士根据钱老的指导，经过几年研究，写出了《汉语语义的多层次集成研究及春联艺术系统》的学术专著。
钱老在指导另一位研究人员研究形象思维时，引入中国文学艺术的“意境”。他说：“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韦应物的“野渡无人舟自横”；这都是意境。意境的创造，不论在作者还是读者，都不是靠的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
文学艺术的最高台阶是表达哲理，陈述世界观
钱学森对音乐也有很高的鉴赏修养。这与他有一个音乐家夫人――蒋英教授有关。他不仅喜欢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交响乐，也喜欢中国古代音乐，包括佛教仪式和宫廷礼仪音乐,认为它们都是珍宝，是中国古老的交响乐。他认为，音乐欣赏是意识活动，不同生活的人自然欣赏不同，所以我们既要阳春白雪，也要下里巴人。
他认为，乐谱、舞谱不可能把谱者的全部思维记录下来，所以，艺术家每次演出都是一次再创造。录音带、录像带只是地地道道的记录，每用一次都一模一样，也就没有演出的创造了。
他自己的深刻理解是，文学艺术的最高台阶是表达哲理，陈述世界。他以唐代大诗人李白晚年最后一首长诗《下途归石门旧居》为例，认为它是讲人生哲理和世界观的，因为诗里有“如今了然识所在”。诗人认识的“所在”是指他的人生、社会位置，从前没有识破，现在识破了――这是他对人生的最后总结。那首长诗的最后一句“向暮春风杨柳丝”，寄托了诗人的感情，所以它是一种哲理。
宋朝女诗人李清照的“夏日绝句”他十分欣赏，常常吟诵，认为这首诗是表达她那宽阔而又恢宏的人生观、宇宙观的。钱老80多岁还能“顺背如流”云南昆明大观楼的长联，认为其下联不是简单的感情抒发，而是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的表达。
值得一提的是，钱学森有时候也表现出文人的思想感情。看了电影《城南旧事》，听到其中的主题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他落泪了，“这首歌，结合剧情，道出中国人民的伟大，我为此泪如泉涌。还有一个原因是剧中的小学，即我曾经就读的北京师大附小。我的老师有级主任于士俭先生和在校任教但未教我们班的邓颖超同志，我想念他们”。
谁说科学家都是理性的？科学家也有丰富的情感。没有这种情感，会激励出对艺术的热爱和向往吗？没有这种艺术的激情，会在科学上有重大创新吗？没有创新的亲身体验，能提出科学与艺术结合这样的深刻道理吗？
（作者为钱学森同志学术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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