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未富先老”还是“边富边老”

编者按 “未富先老”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人口学家提出的一个命题，旨在向全社会提出我国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必须对人口老龄化做好一系列的相应准备。但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它是否已失去了政策上的意义？学者们对此各执一词。本

重新审视我国人口“未富先老”的命题

邬沧萍

上世纪把我国人口状况概括为“未富先老”得到普遍认同

“未富先老”是在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发布后，我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论文和文章中多次提出的命题，旨在向全社会提出我国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必须对人口老龄化做好思想、理论、舆论准备，物质准备，制度准备，人才准备和健康等各种准备，居安思危，有备才能无患。我认为“未富先老”是中国老龄化的特点。一般情况是，低收入国家大多是高生育、低寿命。国内外数据显示，我国当时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50美元，低于同时期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而生育率已下降到较低水平，平均寿命比他们都高出很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情况偏离第三世界国家收入水平与生育、寿命水平的相关曲线很远。因此，外国学者都惊叹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和寿命的延长（指死亡率下降），将之视为人类奇迹，并提出中国在低收入下老龄化必然加速的论断。我认为这是人类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我国的特殊表现，有必要提出来，因为在当时人口老龄化还鲜为人知。

人类认识老龄化先是从简单重复的自然现象入手，然后认识到制约老龄化背后深层次的社会现象。以前对人口老龄化的成因大多认为是人类寿命延长，其实寿命延长是人口老龄化的前提，因为大量儿童夭折或英年早逝就形不成人口老龄化。人口科学从调查的实证和数理的模型推论都证明出生率（或称生育率，下同）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它直接决定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因此上世纪人口学家一致认同并把生育率的下降称为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老龄化，称寿命延长为人口（年龄金字塔）顶部老龄化。

纵观人类历史，人类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总是由高到低的趋势，这是人类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是生产有了初步发展，死亡率下降，人类寿命延长；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类进入工业化、城镇化特别是现代化以后，生育率也随之逐步下降。人类死亡率下降和出生率下降的直接后果必然是人口老龄化。法国是欧洲生育率最先下降的国家，与此相应，法国也是人口率先老龄化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所有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在20世纪中期以后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人口老龄化；另一方面，在世纪之交，几乎所有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除了个别情况特殊的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外），尚都保持着较高出生率，未进入老年型人口社会。中国可以说是当代发展中大国中唯一的低生育率国家，根据大多数人认同的科学估计，我国目前总和生育率是1.8（通俗形象比喻为一个妇女平均生育不到两个孩子），有1.45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全部人口的11％，达到公认的人口老龄化程度。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出现人口底部老龄化，那时我国人均GDP只有250美元左右，就是到1990年代也未超过1000美元，在进入21世纪前我国仍属低收入或中下收入国家之列，这个时期决定和影响生育率下降和稳定低生育的经济社会因素诸如较高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高妇女就业率、儿童抚养成本高和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等条件并不充分。在我国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条件下，生育率下降超前于经济发展，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政治和政策因素，因此，在上世纪把我国人口概括为“未富先老”是被普遍接受的，所讲的“老”就是人口老龄化。进入21世纪后，人类进入长寿时代，人类已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21世纪是人类人口老龄化的世纪，人们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未富先老”的“老”已不仅指人口老龄化的过程，而是进一步认识到老龄化有数量界限――所讲的“老”是指进入老年型人口状态（现象）的“老”。

进入21世纪我国“未富先老”的命题受到挑战事出有因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持续迅速发展，1978年我国GDP只有3624亿元人民币，到1998年GDP为7.8万亿元，中国由改革开放时一个属于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跃升为一个中下收入国家，在世纪之交以后平均以10％的速度递增，到2006年GDP已达到20.94万亿元，财政收入也达到3.93万亿元，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已达到中下收入国家水平。另一方面，2000年我国人口按我国大多数人约定俗成认为60岁老年人口达到全部人口的10%就是老年人口的比重，我国已经达到了。2006年明确提出我国进入老龄社会。按照我国现在已达到的人均2000美元的经济水平，是否还应沿用“未富先老”？有人认为法国1840年和1865年以60岁或65岁为标准成为老年型人口，瑞典、英国、德国等紧随其后在19世纪后半叶或在20世纪初都进入老年型社会，那时他们的人均国民收入就是考虑到购买力也未达到我国今天人均2000美元的水平，因此我国现在已经不是“未富先老”，而是“边富边老”、“老富同步”或“先富后老”甚至是“富而未老”，因为同发达国家和有些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程度还是轻的，只相当于欧洲国家和日本的一半。

进入21世纪以后，根据国内外人口老龄化的形势，特别是根据我国近年来经济迅速发展的形势，对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作新的价值判断，对“未富先老”提出挑战或质疑是一种思维创新和理论创新。但有必要指出，在“老”和“富”的相互关系中，“老”和“富”的标准和数量界定都没有客观标准，因此见仁见智在所难免。现在所谓“老”是以60岁为标准，老年比是10％，这些尺度都是50年前提出的，那时还是“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时代，同今天普遍80岁的长寿时代迥然不同。因此，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是否就是“老”在学术上是可以讨论的。现在谈到“富”，大多数人都使用人均GDP或人均国民收入来度量，而从应对老龄化的物质资源来说，公共和私有财产、为老服务的基础设施、养老基金积累、为老服务的人力资源，甚至自然资源等都应考虑在内。因此，根据最近几年经济高速增长就断言中国现在已不是“未富先老”似乎有点操之过急。

有一种质疑我国“未富先老”的观点值得特别重视，就是认为我国未富先老论在政策层面上已失去了其积极意义，“未富先老”不是中国老龄化的本质特征，不是中国老龄化危机的根源所在，并认为“未富先老”论难以作为中国应付老龄化危机的战略基础。这种观点提出要摒弃“未富先老”的命题，认为老年人口存在的各种贫困现象，不是因为资源性短缺，而是体制性供给短缺。这种观点提出，我们必须跳出“未富先老”这一认识窠臼，并认为制度安排的缺陷和缺位、公共资源体系的长期滞后才是中国老龄化危机的根源所在，而“未富先老”无法将其涵盖在内。这一质疑正确之处就是指出“未富先老”只就生产力论述人口老龄化而没有从生产关系特别是分配制度上来论述老龄化。在上世纪80年代老龄化刚刚浮出水面时，提出“未富先老”时已含有要求做好制度安排的准备，但那时不可能深入。质疑“未富先老”论者断言，在“力”和“制”支撑失衡的中国人口金字塔的两根柱石中，“制”（指制度、体制）比“力”更为重要。对此我认为过于偏激，一个长期积贫积弱的国家，今天生产力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中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早摒弃“未富先老”是不明智的，虽然它可能为某些行政官员“不作为”提供借口，但不能因噎废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目前仍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难题。

站在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高度审视“未富先老”

对“未富先老”提出置疑者认为，“中国老年人面临的困境，并不是因为蛋糕做得不够大，也不是因为分蛋糕的人太多，更不是因为做蛋糕的人数不足，而是因为缺乏合理分配蛋糕的制度安排和社会机制，使得老年人难以及时充分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按照这种观点，我国老年人的困境应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我国的经济分配制度存在缺陷，特别是城乡一部分老年人相对贫困化和边缘化比较突出，收入分配的政策有待改革。但就我国经济水平应对老龄化的现实来说，应“既患寡也患不均”，因为综合国力不足、老年人群长期积贫积弱，加上分配不公，三方面都是我国应对老龄化困难的根源所在。我国在今后一段时期应对老龄化问题仍是极其艰难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国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多、底子薄，自然资源相对不足，就是人口得到控制以后，人口多仍是个问题，因此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做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统筹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发展。

由于早期人口政策的失误，我国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高峰人口，在2010年以后将陆续进入老年期成为庞大的新一代的老年人。平均每年递增600万―800万，老年顶峰时将达到4.3亿，占人口的30％以上，其中80岁以上的也有八九千万。我国老年人今天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今后将要占近1/4。与此相对应，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资源还十分脆弱，我国平均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0％，GDP只相当于世界GDP的5％―6％。

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在2002年老龄问题大会上所说的，发展中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要面对发展和老龄化的双重挑战，因为没有发展，应对老龄化是不可持续的。发展要惠及所有人、当代人和后代人、今天的老人和明天的老人。发展的项目是很广泛的，涉及到方方面面，要求投入多，覆盖面广，但效益容易彰显，容易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如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铁路、公路、安全饮水、通讯、教育、卫生等容易受到重视，而老年人的医疗、生活、福利、老年人的精神需要等常常受到轻视，加上农村老年人是个弱势群体，在“未富先老”的条件下常常被边缘化，就是经济有较大发展的条件下，老年人相对贫困化甚至绝对贫困也不少见。因此，“未富先老”不仅要宏观考察，也需要从微观层次，从一部分老年人特别是分配不公的体制下来考察。

由于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因而有人认为“未富先老”的提法不切实际，并认为中国老龄化不是难以承受之重，问题只是体制蛋糕的分配问题。我认为有必要指出，目前我国养老保险方面隐性负债超过6万亿元，到目前为止养老金储备只有2700亿元，现在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主要靠现收现付来支付，老年社会保险覆盖面不大，老年人群已捉襟见肘，将来退休人员不断增加，困难就更大。我国目前社会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年人8.6张，是发达国家50―70张的1/8,至于住房、医疗则差距更大。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主要讲人与人的和谐，但我们对代际和谐谈得很少，实际上代际分配不公是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我们谈到“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多予”、“反哺”等方针政策，农村老年人才是最值得“多予”、“反哺”的优先对象，他们为中国的发展付出了很大“代价”，他们许多人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佳，现在不“反哺”，将来想补救也许来不及了。因此对农村贫困老人各种形式的援助和福利已刻不容缓。

我认为目前条件下“未富先老”的命题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有利于提高我们的忧患意识，使我们认识到人口老龄化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有利于立足国情，厉行节约，做好老龄事业。还有，“未富先老”符合我国老年人当前的实际，能够得到老年群体的认同。当然我们也要指出，不能以“未富先老”为口实，不努力解决老龄实际问题。只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关注民生，执政为民，“未富先老”的命题会鞭策全党全民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未富先老”不是中国老龄化的本质特征

李建民

“未富先老”，是目前大多数研究老龄问题的学者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基本特征的一致判断，并视其为中国老龄化挑战或者危机的根源。但是，该判断能否揭示中国老龄化挑战的真正涵义？该判断的政策意义是什么？该判断能否作为中国应对老龄化战略的前提或者出发点？就此，笔者的观点如下：

“未富先老”不是中国老龄化的本质特征

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与老龄社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当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为老年型人口时，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就进入了老龄社会。与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相比，老龄社会具有更多的社会规定性和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机理。只有当人口老龄化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时候，我们才能称其进入了老龄社会。从人口年龄结构总体特征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看，对现在仍处于人口黄金年龄结构的中国来说，还难以称其为“老”。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和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提供的数据，如果把60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7%作为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下限标准的话，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远远超过许多发达国家其时的水平，而这些国家在其后的大半个世纪中都获得了很好的发展。因此，“未富先老”并不能概括和说明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对应关系的性质。因为人口转变在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构造出了一个黄金年龄结构，或者说“人口红利”。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在这个为期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完成现代化进程，进入到一个比较富裕或者富裕的社会。

要正确判断和理解中国老龄化挑战的真正涵义，我们必须跳出“未富先老”这一认识窠臼。就中国当前的老龄问题和未来潜在的老龄危机而言，人口老龄化只是硬币的一面。这枚硬币还有另外一面，而且是更为重要的一面：处于迅速转型之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以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但是，由于社会发展制度建设的滞后和社会政策的缺陷，使得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在社会发展意义上大大减色。与经济改革的成功和经济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社会发展方面，特别是事关民生的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步履艰难。

在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和社会利益格局重构的背景下，当公共资源分配还不合理甚至存在着不公平倾向的时候，当具有社会基础性质的制度安排和公共服务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的时候，当优良的社会道德观念被忘弃的时候，老龄危机就已经植根其中了。人口老龄化只不过是使问题和矛盾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暴露了出来。

中国当前的老年人问题与老龄化无关

中国老年人目前面临的收入困境也不是“未富先老”所致，并不是因为“蛋糕”做得不够大，也不是因为分“蛋糕”的人太多，更不是因为做“蛋糕”的人数不足，而是因为社会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转移支付制度不合理，使得老年人难以及时和充分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在物质财富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老年人口乃至整个人口增长的条件下，老年人口中存在的各种贫困现象，不是因为资源性短缺，而是因为制度性供给短缺。但是，“未富先老”论在逻辑上可能模糊我们对这一问题本质的认识。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但是，中国老年人的物质生活需求也比较低。以我们现在的国力当然不能按照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准养活规模如此巨大的老年人，但是，以我们现在的国力绝对应该可以使老年人生活得更好。

此外，中国城镇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当前面临的困境也与人口老龄化无关。社会保障体制内部的负担比高并不代表整个社会的高负担比，如果这是一种危机的话，也只是体制内的危机，或者是这一制度安排本身的危机。防范老年收入风险和健康风险是每一个人的基本需要，满足这种需要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发展制度和政策的基本方面，享有社会保障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平等与普惠是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首要原则，而不能基于人的社会身份差别。我们不能在努力消除“二元”社会结构的同时，又在不断地制造出新的“二元”结构。破解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难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已经完全具备建立国民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实力，同时中国还正处于人口机会窗口之中。

中国老龄化挑战的真正涵义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富有远见的人口学家提出中国可能会“未富先老”的预警，其意在于警示社会，在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的条件下，生育率迅速转变导致的人口老龄化潜伏着危机，其政策意义在于警示政府应该及早在社会制度安排上做好准备。在过去的近30年里，中国的生育率转变是与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型同步发生的，但却又在很大程度上与它们相分离――虽然按照发展的逻辑这三者之间应该显现出更为紧密的关系。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在人口控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因这一政策是“单边突进”，与其相关的其他社会政策并没有及时跟进，甚至长期缺位，从而埋下了中国未来潜在的老龄危机。

而在当下的中国，“未富先老论”在政策层面上已经失去了其积极的意义，因为“未富先老”不是中国老龄化的本质特征，“未富先老”不是中国老龄危机的根源所在。中国老龄化挑战的真正涵义是：能否在经济、社会转型和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条件下，建立起公平、合理、有效的国家制度安排和社会应对机制。

中国老龄危机的根源不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也不是老年人口的增长，老龄化只是一根“导火索”。中国老龄危机的根源也不是因为我们无力支撑失衡的人口金字塔。制度安排的缺陷和缺位、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长期滞后才是中国老龄危机的根源所在，而“未富先老”是无法将其涵盖在内的。人口迅速老龄化与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交织在一起，使得未来的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这一挑战的本质是社会意义上的多方面挑战：可能颠覆以社会身份分立、地区之间分隔为基本结构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要求改革公共资源分配的地区分割与分隔体制；可能终结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比较优势；社会代际关系趋于紧张，进而威胁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

中国的老龄化不是难以承受之重

“力”和“制”是支撑未来失衡的中国人口金字塔的两个柱石，前者是经济发展，后者是社会制度安排，其中的“制”更为重要。在中国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比研究中，人们更为关注和更多关注的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但其实更为重要的差距在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方面。

中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老年人口，但同时也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年龄人口；中国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但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口年龄负担最轻的国家；中国虽然处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阶段，但也处于经济高速成长时期。中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虽然比较高，但是物质财富和政府财政收入以更高的速度增长。所以，中国老龄化挑战的本质特征不是“未富先老”，而是“未备先老”，即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和老龄化大幅度提高的“银色浪潮”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在社会制度安排、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社会道德培育等诸多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政府制定一套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安排和有效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国家战略。

我们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关注民生”的执政观，这为应对老龄化挑战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尽管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家财政资金的迅速积累，以及可以期望的未来20年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完全有力量解决当前的老年人问题和应对未来老龄化的挑战。我们有理由乐观，中国的老龄化不是难以承受之重。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未富先老”与“边富边老”：对立还是统一

穆光宗

从世界史角度看，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必然产物，同时人口老龄化的演进也会带来深刻的经济社会影响。但两者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的和封闭的，正如经济政策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模式和速度，人口政策也会影响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中国的人口转变道路是独特的，人口老龄化的产生机制也是独特的。

在阐述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时候，有两大命题应引起注意：一是已提出多年的“未富先老”命题，二是新近提出的“边富边老”命题。这两大命题关涉人口老龄化形势、阶段和特点的总体判断，具有纲举目张的作用。下面笔者分别论述这两个命题成立的依据、彼此的关系以及蕴涵的意义。

两大命题各有依归、认识互补

发达国家一般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000―10000美元之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开始人口老龄化的，基本上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型。世纪之交时，中国开始人口老龄化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过800多美元，目前也才刚刚超过1000美元，可以说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特点。

“未富先老”命题的提出还有重要历史背景，就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快速的人口转变过程中实现的。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存在着密切联系。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快速的生育率下降引发了世界上最为独特、最为快速、最大幅度的人口转变，到90年代，人口转变到了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三低”阶段。计划生育政策在成功实施人口控制的同时，也催生出一个超越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老龄化中国。

中国人口已经老龄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中国迄今还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国家，这同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未富先老”命题的提出说明了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基本特点，意味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超前于经济的发展，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这个判断的依据是国际通行的人口老龄化的门槛条件。简单说，就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以上或者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以上。但应该看到，经济发展并不完全受制于人口条件，在“未富先老”的命题下，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对人口老龄化是亦步亦趋的关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后，经济发展是完全可能超越人口发展的。

“未富先老”说明的是发展与老龄化关系的先后次序，“边富边老”则说明了两者关系的数量演变。未富是说我们能力不足，先老是说面临的挑战巨大。一先一后，凸显出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边富边老”命题的提出进一步细化和发展了“未富先老”命题，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可以增强我们解决养老问题的信心。这一命题概括了新的事实，即在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行列之后，老年人口增多的同时经济也的确在持续发展，快速的经济发展积累了庞大的社会财富和养老资源。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固然在可预见的将来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富裕程度有限。但是从自身发展的历史比较来看，我们的财富蛋糕是在不断做大的，那么“边富边老”的命题就提醒我们不要忽视老年人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这两大命题与其说是对立关系，不如说是补充关系。

老龄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

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一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了老龄问题包括发展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的重要观点。老龄问题不仅取决于人口老龄化的比例、规模和结构，而且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所谓发展问题是说人口老龄化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对发展进程的影响。譬如，会不会影响劳动力的供给？会不会影响劳动生产率和社会活力？会不会影响经济投资强度？会不会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承受能力？会不会影响代际之间的关系？所谓人道主义问题是说老年人正当的需求能不能得到满足以及正当的权益能不能得到保障、能不能分享社会发展成果，老年人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口的增多会不会导致老年人的权益侵害问题、老年贫困问题、老年孤寂问题、老年照料问题等。

“未富先老”命题的提出提醒我们，一个老龄化的中国其实是一个中等偏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而且，受过去计划经济低工资的滞后性影响，我国一些老年人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不高甚至很低。所以，加快养老资源的积累成为老龄化中国最重要的议题。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老龄问题的本质同样是发展问题。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这一点则是“边富边老”命题的认识贡献。从人口学角度看，中国的“边富边老”意味着与老龄化最严重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情形尚不严重，还有时间调整和发展。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过程中，养老问题首当其冲。养老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养老资源的积累，达到充裕的程度，同时需要恰当的养老制度安排，实现共享共生。解决“未富先老”难题的根本之道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能力储备。

共建、共享、共生

老年人是和谐社会的共建者，也是社会成果的共享者，也是多元社会的共生者。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对尚不健全的养老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的资金压力。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很窄，不仅绝大多数农村人口仍处于社会化和共济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连城镇许多灵活就业的人员也没有被纳入养老社会保障的范围。如果说“未富先老”命题的核心价值主张是提醒我们面临的挑战的巨大性以及未雨绸缪加快社会财富创造和养老资源积累的紧迫性，那么“边富边老”的新命题则提出了关怀老年、财富共享、和谐共生的重要主张。无论是旧命题还是新命题，都涉及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两大问题。它们各有各的依归，各有各的价值，却完全可以统一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的三大战略中。

“未富先老”提醒我们要做大蛋糕，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命题与主张公平地切分蛋糕的“边富边老”共享观是相辅相成的。最应该警惕的是，我们不能从“未富先老”这种严峻的事实中读出为政府不作为辩护的遁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共享不能忘记对农村老年人的关怀和反哺。农村老龄化超前于城镇，造成农村养老负担比城镇更大。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镇，引发农村老龄化、少儿化、女性化“三化”并存，农村老年人不但要自我养老，还要担负隔代抚育重任，农村家庭养老功能严重弱化，而养老保险、低保、新型合作医疗等制度建设与城镇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

从事物的内在联系来看，两大命题分别关注了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一是经济效益问题，二是社会公平问题。我们要做两篇文章：在蛋糕做大之后，要锦上添花，保障老年人公平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和机会；在蛋糕不够大的时候，则要保障老年人基本的生活条件。（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