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是晚清民国时期罕见的学术天才，刘师培36岁就过早去世，令人痛惜；他本来不擅政治，而又偏偏因参与政治而弄得身败名裂，令人叹惜。蔡元培在《刘君申叔事略》中痛惜地谈了到这一点：“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
刘师培生于1884年，江苏仪征人。据说他生有异相，尻部有一根长不及寸的无骨肉尾，左足正中有一块龙眼大小的鲜红方记，被目为“老猿再世”，为聪明异常之兆。果然，刘师培自幼即智力超常，过目成诵，11岁时曾在两天中作凤仙花诗100首。21岁成为《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撰写了大量学术和政论文字，很快就与比他大16岁的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齐名。
刘师培的政治品格多不足道，但国学造诣极深，涉猎相当广泛，经学、史学、哲学、文学无一不通。在身陷政治漩涡的短短36年生命历程中，著作依然宏富，根据蔡元培的介绍，刘师培在15年时间内，撰成经学及小学方面的著作22种，论学术及文辞方面的著作13种，群书校释方面的著作24种以及诗文集4种，读书记5种，学校教本6种。《中国中古文学史》是刘师培任教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时所编讲义，当时颇受学生欢迎。191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反响亦大。
《中国中古文学史》研究的内容是魏晋南北朝文学。让刘师培讲魏晋南北朝，可算找对了人。因为早在1905年，刘师培就在《国学发微》中对魏晋玄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而当时的学术界，除了刘师培的朋友章太炎外，一般人对魏晋玄学似乎尚相当陌生甚至无知，连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也在写于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此一时期是“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代”。刘师培的看法却不一样，他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较周末诸子之自成一家言者岂有殊哉”，学术争鸣和创新程度不亚于周末诸子；又认为魏晋玄学“撷佛老之精华，弃儒家之糟粕”，此一时期“不可谓非哲学大昌之时代”。对魏晋玄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刘师培是近代研究魏晋玄学的开创者之一。其《中国中古文学史》，第一次把中古文学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筚路蓝缕，功不可没。该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广征博引，从政治、思想、风俗、时尚等等方面将文学发展变迁的大势和文体文风的演变脉络梳理得格外清楚。其引证资料的宏富和周到慎密，堪称文学史著作的典范，其对史籍的熟稔，令人叹服。该书的体例是，先辑录胪列相关史料，其间杂以己说，再选录相关文章，呼应前文。以资料为主，己论为客，让史实说话。其资料的选录排列煞费苦心，而在案语评点中又时有真知灼见，启人心扉，影响深远。
以该书第三课《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为例。开头一段导论，略述源流，接着列举《文心雕龙・时序》、《魏志・王粲传》、曹丕《典论》等材料40条，并加案语，再继之以附录，选录祢衡《鲁夫子碑》等12篇文章，最后得出结论：“魏文与汉不同者，盖有四焉：书檄之文，骋词以张势，一也；论说之文，渐事校练名理，二也；奏疏之文，质直而屏华，三也；诗赋之文，益事华靡，多慷慨之音，四也。”脉络清晰，资料翔实，每说皆有本，无字无来处。
在此课的导论中，刘师培概括出魏晋文风有“清峻”、“通脱”、“骋词”、“华靡”四个特点，直接影响了鲁迅。鲁迅说：“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
另外，鲁迅对于魏晋时期的文学又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文学的自觉”。所谓“文学的自觉”，是指文学从文史哲混融的状态中独立出来，这个论断是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极其重要的观点，突出了魏晋时代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刘师培考证史实，发现南朝宋文帝时，设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文学馆，而南朝梁代阮孝绪撰《七录》，在书目中首次设立文学之部，这是魏晋以来文学大盛和独立发展的反映。鲁迅“文学的自觉”的理论，显然是受了刘师培的影响。后来宗白华在论及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艺术时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宗白华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其对此一时期艺术独立创造精神的赞扬，在学术上与刘师培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59年 图片由国家图书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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