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在居民收入差距调节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点已为西方一些经济学家所肯定。英国经济学家米德指出，教育是影响人们获得收入能力的一种重要形式的投资，它可以间接地对财产的分配产生深远意义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也曾指出，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没有比免费提供公共教育更为伟大的步骤了。这是一种古老的破
从现实上看，教育可以说是导致我国目前两个主要收入差距即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之一。一是不同地区之间教育的差距。有关研究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呈拉大之势。譬如，1990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教育经费之比为1：0.63：0.55；1995年，这一比例拉大为1：0.50：0.36。由此使得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相比拥有较好的基础教育设施和较高的基础教育水平，进而使得东部地区居民受教育程度在总体上比中西部地区居民高。这种教育差距尤其是在基础教育方面的差距是导致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二是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据新华网2006年11月4日报道，目前中国92%的文盲半文盲在农村，特别是在中国4.9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3%，初中文化程度占48%，小学文化程度占39%，其中文盲半文盲占7.6%。这就从总体上决定了农村居民的低素质，而素质上的差异必将带来收入获取能力上的差别。按照我国经济学者李实等的测算，如果以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就业者收入为100,那么，小学文化程度就业者的收入为150,初中文化程度就业者的收入为168,高中文化程度就业者的收入为176,中专文化程度就业者的收入为197,大专文化程度就业者的收入为212,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就业者的收入为242。可见，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居民收入会出现差距。从总体上看，农村居民受教育的程度比城市居民低很多，这种情况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致的。
上述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和我国原有的基础教育发展战略未能适时转变有关。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议》中确立了由“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的体制。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的。但是在财政分权体制下，造成了基层政府的难以负担和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学者就开始提出的“人民教育人民办”与政府的职责明显不符。2000年3月“农村税费改革”开始推行，这一改革取消了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捐集资，从根本上触动了多元化的义务教育筹资机制。加之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财力、物力有限，我国政府为了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发展经济，所以在经济发展战略制定上向东部地区倾斜、向城市倾斜。正是在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支配下，当时我国的基础教育发展战略实际上是“东部地区优先、城市优先”，相应地，在东部地区的基础教育投资比中西部地区多，在城市的基础教育投资比农村多，结果造成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发展相对不均衡的格局，明显表现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的教育发展严重滞后、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等方面，由此导致他们的收入获取能力也相对较低。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发生转变，接连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大大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然而，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原有的基础教育发展战略未能适时转变，这在总体上影响了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居民文化素质的提高，限制了他们的收入获取能力。对此，我国需要适时转变原有的基础教育发展战略，确立“向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倾斜”的新战略。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了政府投资要确保“三个高于”，即用于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投入要高于上年。单独强调“基础教育”，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另外，确定的“优先发展教育的总体布局是，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在“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见《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基础上，抓紧建立“向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倾斜”的基础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同时动员一切社会辅助力量(如鼓励企业赞助、个人捐款等)，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的基础教育投资力度，以缩小乃至消除居民之间的文化素质差异，进而均衡文化素质差异所带来的收入获取能力差别，达到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目的。(作者单位：湖南商学院、衡阳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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