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文化的关联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以科学的衍生物技术为中介，与文化的物质（器物）层面相关联；二是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直接与文化的制度和观念层面相关联。科学与文化是相互作用或彼此影响的。一方面，科学作为一种亚文化直接扩展和丰富了人类文化的
宝库，同时科学及其技术也对其他亚文化产生强有力的作用。反过来，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或其他亚文化同样反作用于科学，为科学提供外在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氛围，影响内在的科学信念和科学预设，推进或延误科学的发展。
科学由于其特殊的概念框架，是与人类文化――我们日常生活世界意义上的文化和其他知识形态的文化――有所对立的。但是，科学又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联系。科学与文化的关联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以科学的衍生物技术为中介，与文化的物质（器物）层面相关联；二是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直接与文化的制度和观念层面相关联。科学与文化是相互作用或彼此影响的。一方面，科学作为一种亚文化直接扩展和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宝库，同时科学及其技术也对其他亚文化产生强有力的作用。反过来，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或其他亚文化同样反作用于科学，为科学提供外在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氛围，影响内在的科学信念和科学预设，推进或延误科学的发展。
关于文化对科学的影响，必须承认，科学是在浸染经验和理性的文化氛围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是在现有的文化资源的框架内从事研究的。作为人类文化一个分支的科学，其本身也是文化的产物。科学的崛起是由于文化上的变革而产生了强大动力的结果，而文化上的这种变革则基于伦理标准即评价方式的变革。古代社会的思想遗产和工匠实践（理性和经验传统），中世纪顽强愚钝的理智积淀，西欧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清教伦理的基本原则，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是科学萌生和兴起的文化与境（con-text）。可以说，近代科学的起源，是与西方文化的基本的和持续的特点和谐一致的。
文化与境不仅影响了科学的起源，而且也影响到科学的发展。因为一个时代或时期的文化传统、流行风尚、社会思潮、价值取向，直接影响世人对科学的看法和态度、社会对科学的支持、有才华的人参与科学的热情、研究者的探索动机和心境、研究方向和课题的选择――这一切无不与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解放和人的解放，促进了科学在意大利的繁荣兴旺。英格兰的清教主义和清教徒，直接导致近代科学在英国大放异彩。启蒙运动和机械论哲学，把法国一度推向世界科学的中心。19世纪后半叶的社会文化背景，使德国成为物理学革命的发源地。当然，文化与境失常或险恶，会严重阻碍和破坏科学的正常发展。远的不说，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德国纳粹对科学家的迫害，就可想而知了。
文化与境并非仅仅作用于科学的表面，它还可以直接作用于科学的深层，即作用于科学概念框架和方法论原则的形成，并进而对科学理论内容和形式有所影响：17和18世纪的机械论的力学理论和科学思维方式，显然与当时在生活中常见的机械钟表和在生产中广泛使用的机器有关；达尔文的进化思想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概念，也打上了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某些烙印。
关于科学对文化的影响，我们仅探讨二者的直接影响，而不涉及科学的副产品技术对文化的影响。技术对文化的影响太强大、太明显了，以致没有必要花费笔墨去述说。试想一下，没有源于科学的相关技术，会有现代电影文化、电视文化吗？文化的传播会如此便捷、及时、迅速、广泛吗？
历史已经表明，近代科学的兴起开辟了欧洲文化的新纪元，其后的欧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科学文化主导的，科学文化成为欧洲近代文化的显著特色。一句话，科学文化是近代欧洲文化的中轴。科学对文化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
科学不仅影响和改造已有的文化，而且也造就了拥有新文化的新兴社会阶层和新颖观念。芒德鲁洞察到，在17世纪末，伴随着科学革命，一个具有崭新生活方式的新知识分子阶层应运而生。他说，当时人的知识围绕牛顿提出的普遍假设系统地组织起来，数学、力学、天文学等科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科学的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在所有知识部门都产生了惊人的结果。于是，新知识分子在欧洲涌现出来，他们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详细定义国家在近代世界作用的法理学家、深思科学逻辑和世界和谐的哲学家。这些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们更新了思想观念，摆脱了传统的体制，组织了各种社团，在社会上找到了自己的恰当角色并逐渐取得社会的认可。麦克莫里斯揭示出：“科学发展的重大伴随物之一是进步概念。因为科学是卓越的活动，该活动实现了在中世纪幽深处构想的这种可能性。在赫胥黎热情拥护的达尔文生物学中，我们有最终为进步的历史变化提供理论基础的生物进化。”此外，科学方法这种异乎寻常的新工具渗透到我们的意识和潜意识的活动，确实对人们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科学方法进入我们的文化，成为我们文化的组成部分，科学通过它的方法对历史作出了巨大贡献。
尽管科学对文化的作用有目共睹，但是也不能过分夸大科学的文化影响。伍尔夫的“单一文化论”就有些夸大其词。他说，人造的文化制品之科学，科学家在折断自然的镣铐时释放出的非私人的绝对物之科学，“以广阔的气势构成单一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对话和词汇表可以剧烈地变化，但是学术的语法依然不变。”这种说法并非个别人的观点，它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思潮。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一份关于科学与文化关系的报告。该报告称：“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活动的部分在其周围的文化空间内已增长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好像正在代替整个文化本身。某些人相信，这只是由于高速发展而形成的幻影，这个文化的力线将很快重新申明自己并把科学带回到为人类服务中去。另一些人考虑，最新科学的胜利最终要给它统治整个文化的资格，而且文化之所以能继续被大家知道，仅仅因为它是通过科学装置来传播的。还有一些人，被只要人和社会在科学的支配下就会受到操纵的危险所吓倒，他们觉察到在远处隐隐出现的文化灾难的幽灵。”普里戈金在引用这段话之后评论说：在这些人的眼中，“科学像是文化体内的癌瘤，它的增殖威胁着要破坏整个文化的生命。”
有关反科学论调的是是非非，我们暂且不谈。我们只想表明，科学并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它根本不能取代人文文化，也无法独自解决面临的所有制度问题和观念问题。齐曼强调：科学并不是完整的文化程式，并不能取代其他文化而包揽一切。“科学不可能扩展到整个文化领域，不可能提供一种独立的和客观的，既是某种行为所采用的手段的来源，又是依附于这种行为后果的价值的来源。”
至于科学对文化的影响机制，有一个从接触、磨合、适应、消化到吸收、更新的过程。而且总是先作用于文化的外围即器物层次，逐渐辐射和深入到文化的制度和观念层次。由于文化传统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惰性，因而现存文化的变革不是短时间就能完成的。尤其是，当科学的冲击过于强烈或过于迅疾时，现存文化每每不适应，从而对科学的新事物的反应往往是抵牾、愚顽与反弹、拒斥。这一切，在中国近代引进和接受西方科学而发生文化转型的时期，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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