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德明恤

内容提要

周人在殷商文明的强大压力下，从一个落后的部族，经过数代人的奋斗，终于克殷建周。长期艰难困苦、危机重重的历程使他们日益体认到人的行为的重要性，领悟到事情的吉凶成败是人自身的努力和奋斗所能决定的，因而萌发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周人

商周之际，中国的原始宗教有了新的转向，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理性的人文思想逐渐加强，人的自主意识逐渐觉醒。促成这种思想转向的因素，一是客观上周人建国历史处境的影响，一是主观上宗教思想转变的结果。

周从落后的部族发展到统一的国家，其间备尝艰辛。在商王武丁（第二十三世王）时代，商周之间便开始了敌对的情势，武丁数次讨伐周人。此时殷商文明早已灿烂完备，而周人的文化水准则要落后得多。但是周人毫不气馁，积极壮大自己的力量。太王古公?父率领族人和百姓，跨越岐山，定居于渭水流域，开始有了城邑。势力渐盛后，太王“实始剪商”，展开了对商朝的军事攻击。季历继位，国势日强，不断开拓疆域，征伐诸戎，把势力伸展到汾水流域。此举引起了商朝的不安，季历最后也为商王文丁（第二十九世王）所杀，开国任务传给文王。文王一方面逐步消灭外围方国，扩大版图，一方面联合诸多方国、部落结成反殷同盟，以孤立商，继而达到了孔子所说的“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为此，文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周公称文王亲自从事荒野田亩的工作；他为人和蔼、善良，待人恭敬，对民众尤其孤苦无靠的人予以保护；他从不敢耽于游乐打猎，而是恭谨地处理政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以求“咸和万民”。

周人在殷商先进文明的强大压力下，从一个落后的部族，经过长期奋斗，“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终于在文王之世，达至足可克商的局面。这一漫长的历程，使周人在艰苦的处境下日益体认到人的行为的重要性，因为新的局面是他们的历代祖先“经之营之”，逐步奋斗而来的，事情的吉凶成败是他们自身的努力所能决定的。就是在困境之中，觉悟到突破困境只有凭借人自身的努力，此即“忧患意识”。由此忧患意识而产生人的自觉，这是一种新精神的跃动。正因为有了这种新精神的跃动，才使传统宗教产生了新的转向，古代文化有了新的发展。

对周人来说，克商的行动除了武力的准备之外，还需要上帝的福?，因为在当时这牵涉到政权合法化的根本问题。为此，周人在殷商化的过程中，把商人的祖宗神认同为自己的祖宗神，或者说周人将自己的祖宗神与商人的祖宗神合而为一。通过这种方式，上帝便由祖宗神一变而带有道德神的性质，代表着正义和公道。这样的上帝对于政权的兴替，不再无条件地带着宗族的私情，而是经过公平的选择，其标准则在于政治的好坏和行为的合理与否。周人自信他们之所以能有天下，是因为历代先王的努力，以及“文王之德之纯”，致使上帝降下天命。他们认为，是“皇天改大邦殷之命”，而“兴我小邦周”。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自觉意识与上帝观念的转化合而为一，成为人文思想发展的原动力。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天命渐渐从其幽暗神秘的气氛中摆脱出来，成为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加以了解、把握的力量，并成为人类合理行为的保障。

文王死后，武王继位。公元前1027年，武王率众誓师于商郊牧野，一举打败商王大军，纣王自焚，商亡周兴。周虽克殷，但商朝毕竟是传袭数百年的大国，残余势力仍很强大，因此危机并未解除，周人丝毫不敢有所懈怠，仍然小心谨慎，时时警惕。武王因过度焦虑操劳，在克殷后不久便去世了。继位的成王年纪尚轻，由周公摄政。是年秋天，五谷成熟未收之时，天降雷雨，狂风大作，谷物倒仆，大树被连根拔起，国人惊慌不已。随后，监视殷地的管叔、蔡叔联合纣子武庚发动叛乱，形势很是严峻。尽管周公协助成王经过努力平定叛乱，稳定了大局，但这段充满危机和挑战的历程，促使周公、召公等号召国人，把建国之初的忧患意识和精神自觉加以继承和发扬。平殷之乱前夕，周公作“大诰”，以成王的名义说：我这年轻人，“永思艰”。我受到老天的指使，承担着重大的责任和艰巨的事情，这使我这年轻人，“不?自恤”。同一时期，周公、召公等人也多次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

这种忧患意识和谨慎的心态虽为时势逼迫而生，但其发扬仍与上帝是公平正义的观念有关。周人认为天命的依据是人的行为的合理与不合理，因此不能不时时深思熟虑，谨慎行事。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周人发展出了“天命非常”的观念――一有失德，天命即转向他人。从天威不可信，民情则大可见、“惟命不于常”等众多表述可以看出，“天命非常”的观念显然已深嵌在周人心中。由“我生不有命在天”一变而为“天命非常”，可以说是古代宗教思想的又一个大突破。

所谓人的行为包括统治者与人民两个层面。如前所言，周人深信他们之所以能取得天下，完全是因为其统治者尤其是文王的德行，于是统治者便成为天命的具体化，人民可以通过统治者的德行感知天命的变化。在实践中，统治者的德行又是从人民身上彰显出来的，如文王的德行就体现在其“怀保小民”、“咸和万民”等方面。因此，对于统治者而言，天命往往显现于民情之中。有关这样的认识多次见诸史籍。如“康诰”说“天威不可信，民情则大可见”，“召诰”说“王不可迟缓，要顾忌畏惧百姓的言论”。民心向背可以决定天命的去向，这种人民所具有的决定性地位，使得统治者必须将人民与上天同等看待。因此武王克殷后，一再告诫贵族要保护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避免沉溺于安逸享乐，要竭尽心思治国理政;对待百姓，要像对待患有疾病的人和保护婴孩一般。只有这样，百姓才能康乐平安，国运才能永远保持。周公也告诉召公说，他所忧者，惟天与民而已。这些殷殷垂诫充分肯定了人民存在的价值，确认了人民在政治中的地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人文思想中以民为本的观念在殷周之际就已经形成。

虽然在周人看来，人的行为决定天命的去向，但并不因此而蔑视上帝，他们所做的是把上帝从幽暗神秘的气氛中解脱出来，赋予其更明确、更可把握的形象。在周人的观念中，上帝以其正义的化身仍具有无限的权威，既是宗教性的神，也是道德性的神。所以，周人的天命观仍旧承认朝代的更迭都是秉承上帝的意旨。同时，在明确上帝权威的前提下，给予人们的行为以合理的活动范围和决定性的地位。此即“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及“惟克天德，自依元命，配享在下”之义。

周人畏天威的观念在文献资料上随处可见，“大诰”言：“天降威”，“予不敢闭（拒绝）于天降威”；“君?”言：“弗永远念天威”；《诗经》“周颂・我将”言：“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至于德的观念，在商代就已经出现，卜辞中就有德字，《尚书・盘庚》更是屡次提及。周代殷后，德的观念大为盛行，周朝统治者每以修德、立德为立国训典。《尚书》诸篇亦言之再三。在这一时期，有关“敬”的观念大大加强，周初文诰几乎每篇都有敬字，可为明证。敬与德相结合，从而使“敬德”观念得以确立。敬意指谨慎、恭谨、警惕，是一种自觉的、内省的心理状态，所谓“敬德”即是时刻以德为念，不可须臾离德。敬德联成一词，屡见于周代史籍，与畏天同为周初文献的重要精神。我们甚至可以说，周人的哲学就是敬的哲学。“召诰”对“敬德”的意义，发挥得最为详尽。召公告诫年轻的成王要以夏和商的历史作为教训：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其不能延续，是因为他们不敬德；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其不能延续，也是因为他们不敬德。现在我们初服天命，政权初兴，统治者必须处处敬德，凡事都能依美德而行，不断思考夏商失败的原因，引以为鉴，才能向老天祈求悠久的国运，把功业延续下去。在《君?》篇里，周公把德的意义衍伸得十分深刻，它包括“秉德明恤”（保持美德，了解忧患），是德行与忧患意识的结合；也包括“纯佑秉德，?知天威”，是德行与天威的结合。“康诰”说：“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谓”。如此，天命、天威、忧患、德行四者合而为一，一同构成中国人文思想的重要基础。若再加上前述对人民存在价值的肯定，则命、天、民、德四者一以贯之，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

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在它的起源阶段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有力地促进了宗教的人文化。这一时期，在宗教领域中，上帝、天帝有了明确、可知的形象，人对神的依赖性逐渐减少，人的主体意识逐渐加强。与周代的文化发展相适应，其宗教人文化的趋势还体现在祭祀方面。商代祭法，自帝喾以下，至于先公、先王、先妣，皆有专祭，无亲疏远近之分，这纯为宗教性的祭祀。周人则除三年一?，五年一?外，有毁庙之制，庙毁则不常祭，这就是亲亲之义，带有浓厚的道德性。所以王国维一针见血地指出：“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礼记・表记》在评价殷周宗教精神的差别时也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可谓确论。正因为如此，作为祭祀仪节的“礼”在周代便带有了人文性质，作为宗庙常器的“彝”也具有了道德涵义。如《尚书》中的彝字，都从具体的祭祀用器衍伸为抽象的道德意义，意指常规、法则、规范，如“彝训”、“彝教”、“民彝”、“非彝”等均指此而言。德、彝结合，下开以德、礼为国家社会的重心之端，亦为后来儒家思想中赋予祭祀绝对道德意义的张本。

总之，将上帝转化为道德神，视为公平正义的化身，保持对其敬畏；将宗教人文化，重视人生的价值，虽“事事托命于天，而无一事舍人事而言天”；人的德行决定自身的吉凶成败和上天的授?与否以及肯定人民的重要地位等等，这些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基本要素，都已在周初成型，从而奠定了天人相与的中国精神文化的特质。尽管西周末期，封建体制逐渐解体，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但自周初以来一脉相传之畏天、敬德观念等人文精神仍然流传下来，并对后世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