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在其《两都赋序》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赋者，古诗之流也”，最早指出赋体文学和《诗经》间的源流关系。后世学者论及诗、赋关系时，常称引此论。然而，这一命题在班固和后世学者笔下的理论内涵却并不一致，颇值得探讨。
先分析班固的本意。《两都赋序》开篇云：“赋者，古诗之流也。”接下来论述道
正如汉儒对《诗经》的政教解读多有牵强一样，班固对赋的政教价值的大力标举也不太符合实际，究其实，汉赋在当时主要不是作为政教工具出现的。《汉书・艺文志》称汉赋作品有1000余篇，今多亡佚，检读现存作品可以发现，其政教色彩并不浓郁。尤其是与后世多符瑞、典礼、治道等内容的律赋相比较，汉赋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以娱乐、审美为用的“纯学”。有些作品虽寓意“美刺”，然而赋中的“美刺”不过是一种点缀，已经可以说是学界的共识。从产生的土壤看，汉赋的兴盛不是缘于治国安邦的需要，而是与皇室的个人喜好有密切关系。武帝读相如《子虚赋》而有“恨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之叹，读《大人赋》而“飘飘有凌云之气”，太子体不安，宣帝使王褒作赋虞侍，太子疾愈等故事，都很能说明问题。与此相应，汉代赋家很多为皇帝的言语侍从，地位与俳优相类，如《汉书・枚皋传》谓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戏”，“为赋?俳，见视如倡”，“其文??”、“颇诙笑”。枚皋们的创作，追求诙谐戏谑，以满足上层的耳目之需，正如时下一些文艺，极尽轻松媚俗以迎合观众，哪里会去顾及引导和教化？所以，有理由认为，汉赋主要只是一种娱乐消遣文艺，而不是政教工具。
其实，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自己也说过另一种话：屈原、孙卿以后，“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其风谕之义”。意见与《两都赋序》自相矛盾。谁更可信呢？《艺文志》是史籍，是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客观记录和评价，而《两都赋序》是理论文章，难免要为意识形态鼓吹和服务，所以有理由推断，前者更接近作者的真实想法和作品实际。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渐渐成为社会主流思想，统治了读书人的头脑。班固是一个浸染了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为消遣文艺赋贴上冠冕堂皇的政教标签，正是其儒家文学观的流露。
班固的这一观点为后世学者继承。然而后世学者所谓“赋者古诗之流”的理论内涵，与班固原意已相去甚远。
皇甫谧是较早引用班固观点的人，《三都赋序》云：“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与班固着眼于诗、赋的外在政治功用不同，皇甫谧已关注到诗、赋的创作手法。“赋”作为一个文学领域的概念，首见于《周礼・春官》，“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继承《周礼》之意，称“风”、“赋”、“比”、“兴”、“雅”、“颂”为《诗经》“六义”。而“赋”的涵义，郑玄注《周礼》曰：“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刘熙《释名・释典艺》谓“敷布其义谓之赋”。钟嵘《诗品》亦云：“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可见“赋”即“铺陈”之义，最早是《诗经》的一种表现手法。而赋体文学也是以“赋”（铺陈）为重要的表现手法，并且这一文体的得名，与其所用艺术方法有密切的、直接的联系。由肇源于《诗经》的一种艺术手法，到以此手法为重要特征的文体，皇甫谧揭示了赋由“用”到“体”的转变，对班固的理论进行了深刻而有意义的改造。不过他的论述颇为简略，刘勰《文心雕龙》的论述更为周详。《诠赋》首先指出“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文，体物写志也。”接下罗列赋作为文体的形成过程：由“不歌而颂”的赋《诗》言志，到郑庄公、士?的“词自己作”，再到屈原作品“始广声貌”，最后荀、宋作品“爰赐名号”，赋作为文体正式出现，“六义附庸，蔚成大国”。皇甫谧、刘勰的论述，赋予了命题全新的理论内涵，真正揭示了赋和《诗经》间艺术层面上的联系，因而更加切近文学发展演变的实质。
不过，尽管“赋”同是《诗经》和赋体文学的重要表现手法，但是它在二者中的艺术特色却殊不相同。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引李详语云：“彦和‘铺采'二语，特指词人之赋而言，非六义之本源也。”诚如所言，《诗经》之赋，并非“铺采?文”。《诗经》以抒情诗为主，其写物叙事皆简洁疏朗，典型的抒情作品不论，即如《氓》、《七月》等叙事之作，也仅简要陈述，不作繁缛刻画渲染，所以《诗经》中的“赋”是简笔勾勒、以象传意。“铺采?文”之“赋”，乃是赋体文学的笔法。扬雄说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皇甫谧亦云赋“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刘勰说赋“品物毕图”、“言务纤密”，“写物图貌，蔚似雕画”。这些都是对赋体文学笔法繁缛、极尽铺陈特征的概括。由此观之，《诗经》之“赋”与赋体文学之“赋”虽有联系，然具体表现并不相同，一简洁，一繁复。但是椎轮大辂，后者正是在前者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赋者古诗之流”从此意义上说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作者单位：湘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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