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在自身的形成和发展中所生成的“关系”的概念，一般很难找到一个相应的英文词。但为了沟通与理解上的方便，此概念在社会学中时常被含混地用来表明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也就是人际关系，有时也用来特指比如人情、面子、恩惠、送礼及儒家所谓的人伦思想等。在社会学中，由于“关系”与交往本身在含义上有重叠，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大约于上个世纪80年代被人们所熟知，至90年代后成为热门话题，受到许多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管理学家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伴随着不少评论和反驳。依照此概念的倡导者之一、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观点，人的经济资本以金钱为符号，以产权为制度化形式；文化资本以作品、文凭、学衔为符号，以学位制为制度化形式；社会资本则以声誉、社会地位为符号，以社会规约为制度化形式。产权与学位都好理解，但社会规约是什么则不太好理解，由此社会资本的含义也始终含糊不清。在众多的讨论中，比较公认的社会规约主要是指人们彼此之间结成的社会网络，而简化了的社会网络就似乎成了“关系”，或者叫人际纽带。这样一来，社会资本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研究“关系”的理论。它无形中实现了中国人的“关系”与社会资本之间的融合，似乎社会资本的确可以用来研究中国人的“关系”现象。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被许多学者回避了：“关系”在中国社会往往有偏负面的含义，而社会资本在西方往往有偏正面的作用。如果社会资本可以用来解释“关系”现象，那么我们在价值上是否要接受“关系”在中国社会的正当地位呢？从大量的中国事例和调查情况来看，“关系”对社会良性运行起的负面和阻碍作用更多一点，走后门、任人唯亲、官商勾结、有法不依、拉帮结派、徇私舞弊等，说到底都牵涉到“关系”运作的问题。但我们翻遍社会资本的所有研究，包括学者对社会资本的负面研究却看不到这些问题。那么“关系”与社会资本究竟是一种相似的运作模式还是各有不同之处呢？我认为这些问题只通过对网络规模、信任、规范、合作与互惠等研究是不容易看出来的，而是需要回到各自的社会形态中来讨论。
中国社会在特征上被概括最多的是家族主义、家庭取向、家庭本位、宗法社会以及伦理本位，这些特征同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虽然我们进入了工业化社会，但曾经有过的计划经济时的单位制，以及现在的私营或家族企业乃至千万农民进城务工而产生的城市周边的这村那村（比如浙江村），都在说明这一种不易变化的基本特征还在。这个特征从社会结构层面上讲，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人们在乡土生活中将自己依附于家庭、亲属与老乡，在城市生活中将自己依附于家庭、同学与单位，在社会流动中将自己依附于亲朋好友，正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因此，中国社会中的个体首先是天然地生活在一个他自己不能选择的网络中。他的喜怒哀乐，他的成功与失败总是嵌入到他的社会网络中而难以独享。这就是说，他在没有打算拥有社会资本的时候，别人在道义上就是他的社会资本，而无论他愿意否，他本身也是别人的社会资本。试想，如果一个人的社会资本不用争取就天然拥有，他如何会去强调社会资本的重要？反之，一个个体在社会上闯荡，想争取社会资本，他又怎能不感受到社会资本有多重要？所以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在西方盛行，实在有它的道理，而在中国只是个常识。
社会资本发生的前提在于个体是否愿意加入社区或一些组织并积极参与社区与组织的活动。于是，如果一个社区被说成其社会资本丰富，是因为此地的人们聚合的方式多样且乐此不疲，反之则社会资本贫乏。美国社会学家普特南在对意大利社区进行研究中发现了这两种类型的社区，而这两个社区的民主选举也大不相同，于是他认为社会资本可以让民主运行起来。由此研究，我们看到了社会资本形成的根基是一个公民社会。其本意是讨论一种社会中的个体自愿联接的各种方式――市场、俱乐部、志愿者、非政府组织等等。而信任、规范与互惠等就是这些联接的粘合剂。反观中国社会的“关系”，其本意就是人的本身，依照儒家思想中的“仁”与“伦”的观点，人只有通过“关系”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因此，人一生下来就被确定在“关系”的包围中，剩下的就是一个学会做人的问题。可见，中国人所讲的“关系”是指关系确定后你如何作为，而西方人所讲的关系是如何找到你要的关系。
现在我们需要从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来考察中国人“关系”上的变迁。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有市场经济、有法制、有城市化、有新型的社会组织、有社区建设、有会员制等，这些只能说明中国原有的较为稳定的关系网络正在被改造或打破，却不能证明我们已经可以通过信任、规范与目标来重新理解关系的用途。中国人原有关系网的打破导致的可能是人们会仿照原有的方式来重新搭建新的网络，即由一种亲情网转化成一种交换网。前者中本混有情感性与工具性，但伴随着市场化，工具性逐步增强，关系变成了关系学；人情成为了一种投资。而这些都是社会资本讨论不到的问题。
由此可见，社会资本是在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型的研究社会网络的理论，它的出现说明了良好社会运行的机制不但要靠政府及其正式制度，而且还要有公共领域、社区意识与公民参与。如果我们简单地把这个概念套用在对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关系”研究上，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就会为“关系”运行正名和平反，我们就会为“关系”的种种负面效应寻求合法的理论依据，至少也是在忽略我们该做的研究，而虚设了一个尚未成型的社会。由此可见，关注“关系”与社会资本的关系研究，一个真实问题应当是：传统中形成的“关系”如何可能（或不可能）转换成现代型的社会资本。退一步说，如果还有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资本至少部分地可以同“关系”研究相嫁接，那我认为，中国社会运行凸显的问题是，中国人倾向把天然的生活网作为搭建其后来社会网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也就是说，把亲属、同学、朋友、同事等作为人们拉关系，扩充其关系网的基础，从而使其社会作用同社会资本的原意相违背了。可见，即使在这一层意义上，用社会资本解释“关系”依然有南辕北辙之嫌。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学研究应该有自己的理论贡献，中国社会学者们应当面对自己的社会来发展自己的理论。中国社会在自身的发展、变化，尤其是现代化的道路上有许多其他社会未曾有过的经验和事实。要想对这些经验和事实有所解释，需要中国社会学家进行创新性的研究和思考。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学（包括其他社会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太依赖于西方的理论解释，照搬与套用似乎成为研究者的研究路径。理论只能是西方的，经验才是自己的，进而也就无法顾及理论与现实是否脱节，运用起来是否隔靴搔痒，是否生搬硬套，是否张冠李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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