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决定对全国古籍及其保护情况作全面普查、建立珍贵古籍名录、加强古籍书库标准化建设、加强古籍修复、培养高水平古籍工作人才，使我国古籍得到全面保护。这一计划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高度文明自觉的民族。所谓高度文明自觉，就是不但以自己创造的优秀文明为自豪，而且主动自觉地把这一文明传承下去。中华民族的高度历史观念就来源于这一文明自觉。中华民族能够历经磨难而屹立于东方不倒，除了其他原因，它深厚的文化底蕴、高度的文明自觉是重要原因。传承文明的方式多种多样，但主要依靠典籍。典籍的产生使得文明传承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所以，在中国，修史造藏、整理典籍、抄书印书藏书，成为代代相承的传统。保护古籍是保护与培植我们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之更加根深叶茂，这是我们高度文明自觉的又一体现。
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以儒为主干，佛道为羽翼的局面，儒释道三家共同支撑起中华文化之鼎。与此相适应，古代儒释道三家的图书也分别庋藏、独立编目、自成体系。《隋书・经籍志》记载，隋炀帝在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收藏儒家经史子集四部书；在内道场收藏佛经、道经，并分别编撰目录；建妙楷台，收藏名家法书；建宝?台，收藏历代古画。这可说是隋代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的基本规制。历代王朝沿革虽有不同，但三家典籍分别庋藏的传统不变。
由此，经史子集本属儒家典籍，由儒家知识分子收集、整理、编目。如套用“佛藏”、“道藏”这样的名称，可称之为“儒藏”。其中经、史两部，是儒家治国之依据与镜鉴。子部收入诸家杂著，其中如医、农、兵、天文等类，为实用类书籍。集部主要收入儒家文人的诗文集，诗文虽属小道，亦可陶性怡情。四部书体系充分体现了儒家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的理念。由于社会上存在着佛、道两家，儒家的图书管理者不能无视，便在子部内设立“释家类”、“道家类”，收纳两家典籍。但不收佛教的大藏经与道教的道藏，且著录的佛、道书籍，往往因采访者个人兴趣与当时的采访条件，有很大随意性。因此，历代《经籍志》、《艺文志》虽然收入若干佛、道典籍，实际并不能反映那个时代佛教、道教典籍的真实情况。
与中央相同，古代地方儒释道三家的图书也分别庋藏。儒家的学宫书院收藏四部书；释道的寺庙宫观收藏本教典籍。与四部书收有佛、道典籍相应，寺庙宫观往往收藏儒家典籍。敦煌遗书原是佛教寺院藏书，其中就有不少经史子集类著作。这充分说明儒释道三家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历史事实。
宋明理学兴起后，儒家知识分子一直占据着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导权，佛道两教日益式微。儒家文化，自然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但也有刚性僵化的一面。就四部书体系而言，绵延一千多年，没有大的改观。如清代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对佛道著作的收录就非常单薄，受到后代陈垣等著名学者的批评。宋以后私人藏书兴起，藏书家大抵为儒家知识分子，藏书的著录体系均沿袭四部书。这样，儒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主导权、儒家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公私藏书的四部书体系，在全社会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文化范式。由此形成的风气，逐渐浸润于全社会。对这个范式应如何评价，是另外的事，但这个范式对我国古籍的研究与保护，却是有利有弊，且其流弊，至今犹存。
举例而言，虽有梁启超、姚名达、王重民等先贤倡导在先，但至今我国不少论述古代目录学、古代文献学的著作，言必称四部书，对佛道两家视而不见。其实，唐代佛教目录学水平雄踞于当时我国目录学的最高峰。以至宋、元、明四部书目录学水平，都未达到唐代佛教目录学的高度。直到清代朴学兴起，差可与唐代佛教目录学比肩。讲古代目录学、文献学而舍弃佛道两家，未免有抱残守缺之嫌。此外，目前我国各图书馆古籍部门，均沿袭四部书体系。因此，当涉及古籍普查与保护一些重大项目时，虽条文中已将宗教类古籍列入，但工作中往往受四部书范式的束缚，有意无意地忽视、排斥宗教类古籍。
把古籍框限为经史子集体系，不符合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实际，也不符合现存古籍的实际。
写本是刻本出现之前，中国古代典籍最主要的流通方式，敦煌遗书可谓现存古代写本的代表。敦煌汉文遗书年代跨度从东晋到北宋初年，全世界共约58000号，国内约存19000号，其中90%以上是佛教、道教典籍。因此，以敦煌遗书为代表的写本无疑应是古籍普查与保护的重点之一。此外，北宋时期的写本大藏经、历代的金银字写经、血经、名人写经等等，无不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都应该纳入普查与保护范围。
就刻本而言，众所周知，现存最早的为唐代刻本，大多是佛教典籍。宋元（含辽金）刻本从来被古籍版本界认为是翘楚白眉。现存的宋元（含辽金）汉文刻本，无论就世界范围而言，还是就国内收藏而言，佛教典籍的数量都要超过四部书。
就书籍装帧形式而言，中国以纸张为载体的书籍，早期曾出现过卷轴装、经折装、粘叶装、缝缋装、梵夹装。实物证明，除粘叶装（现存英国的盛唐写敦煌遗书《文心雕龙》）外，其他如卷轴装、经折装、缝缋装、梵夹装等，现存最早的样本，都是佛教典籍。
因此，在开展“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时，我们要防止用四部书范式来框限古籍的倾向，要重视宗教古籍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对它的保护。
强调保护宗教古籍，还在于目前我国宗教古籍的现状甚堪担忧。
首先，历经磨难，宗教古籍数量急剧减少。就我比较熟悉的佛教而言，佛教认为典籍是佛、法、僧“三宝”中法宝的代表，传统甚为重视修经造藏。所以，古代流行的佛教典籍甚为丰富，有“浩瀚于九流”的说法。但因各种天灾人祸，真正能保存下来的不过九牛一毛。以中国第一部木刻大藏经――北宋《开宝藏》为例，全藏数千卷，当初印量甚大，颁赐国内寺院，分赠周边诸国。但现在全世界只存10余卷，成为稀世国宝。
其次，缺乏完整著录，家底不清。以宋辽金元写本、刻本为例，我国现存宋辽金元本四部书虽亦有遗漏，但大部分均被著录；而宋辽金元佛教典籍，除少量被纳入各图书馆四部书体系，大部分至今缺乏完整、正确的著录，有的甚至连基本目录也没有。从总体看，家底不清。
再次，保存条件堪忧。除了图书馆、博物馆外，宗教古籍主要保存在庙宇寺观。各地的庙观因条件不同，古籍保存的情况也不同。不少寺院目前藏书的条件非常令人担忧，古籍残破问题也相当突出。
因此，国家这次启动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把宗教类古籍纳入其中，是非常重大与及时的决策。
应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古籍整理与保护中，对宗教古籍已经予以特别的关心。正因为当年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大力支持，由任继愈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藏）才得以顺利完成。现在，有关领导也多次强调要重视敦煌遗书等古籍的普查与保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如何进一步正确认识国家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重大意义，全面贯彻“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把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宗教、天主教等宗教古籍的保护真正规划起来，落实下去。当然，古籍保护不仅是图书文博部门、古籍善本单位的事情，也是全民族的大事；宗教古籍的保护，更是各宗教的大事。为此需要我们进一步普及古籍知识，提高全民族的古籍保护意识。
当今，媒体的社会导向作用越来越大。希望媒体积极地、正确地宣传古籍保护。特别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正确引导民众的历史自豪感，树立文物意识、公民责任意识，而不是单纯追求附着在古籍上的经济利益。希望通过正确的社会导向，形成以保护古籍文物为荣，不保护古籍文物为耻的社会氛围。诚如此，则民族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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