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胡适的文学成就，就不能不提到《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一著作。胡适在日译本序中言：“这部书是为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册作的。我的目的只是要记载这五十年新旧文学过渡时期的短历史，以备一个时代
史之著述，强调实录，但也主张独创，司马迁倡导的“成一家之言”，是古代史学家的追求。胡适继承了传统的史学精神，在实录的基础上自出机杼，从古文的末路、古文学的新变、白话小说的发达及缺点、文学革命这几个方面来再现这五十年的文学，这既是一定程度上历史事实的总结，也是在有意识地、有选择地建构历史，让历史说话。《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这种建构，是想让这五十年的文学史告诉人们当下文学要走的路，由“死文学”到“活文学”，再到文学革命，是严谨的逻辑，其中有历史之客观，也有人为之主观，二者的合一是胡适“独断于一心”之处。在具体作家的论述上，胡适也多用这一逻辑。他认为，金和“确可以算是代表时代的诗人”，他的“诗很带有革新的精神”，“正因为他深恨那些‘抱窃疾者’，正因为他要‘更从古人前，混沌辟新意’，故他能在这五十年的诗界里占一个很高的地位”。胡适这一以革命为指导的史学著作在当时很能鼓舞人，以至于鲁迅读后大为赞叹：“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
史之著述，贵在“观其会通”，探其流变，《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在这一点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大到五十年，小到一种文体或一个作家，胡适均能溯流探源，理其嬗变。他概括这个时代道：“当这个危急的过渡时期，种种的需要使语言文字不能不朝着‘应用’的方向变去。”评价谭嗣同、梁启超散文所代表的“新文体”道：“都经过一个桐城时代，但他们后来都不满意于桐城的古文。他们又都曾经过一个复古的时代，都曾回到秦、汉、六朝；但他们从秦、汉、六朝得来的，虽不是四六排偶的形式，却是骈文的‘体例气息’。所谓体例，即是谭嗣同说的‘沈博绝丽之文’；所谓气息，即是梁启超说的‘笔锋常带情感’”；“拿文学史的眼光来观察，不能不承认这种文体虽说是得力于骈文，其实也得力于八股文。古代的骈文没有这样奔放的体例，只有八股文里的好‘长比’有这种气息。故严格说来，这一种文体很可以说是八股文经过一种大解放，变化出来的”。八股文的特点及影响多因偏见而被忽视，或不屑于说，但胡适明言这一点，并一再强调：“说这种文体是受了八股文的影响的，这句话也许有人不愿意听。其实这句话不全是贬辞。”这可见胡适树义衷诸实际的治学精神。
胡适虽然主张白话取代文言，但并没有否定文言在这五十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如他评价林纾用古文翻译小说的成绩道：“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再如对章炳麟《国故论衡》的评价：“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作‘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学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与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虽然胡适对待文言的态度有些极端（将其看作是“已死的文字”），但对文言局限性的评价非常客观，也非常有见地。他说，“古文只配做一种奢侈品，只配做一种装饰品，却不配做应用的工具”；“古文是可以译小说的”，但“无论你怎样做得好，究竟只够供少数人赏玩，不能行远，不能普及”，“所得不偿所失”。文言确如胡适所说，不适宜作大众化的语言工具，小说这一大众化的文学体裁使用文言，自然是“行而不远”，得不偿失。
胡适对一些作家及作品的议论往往能直抵本心。他指出金和的诗带有“嘲讽的诙谐”特点，进而论其渊源和特点。对于章炳麟的文章之所以能自成一家，胡适明言，“并非因为他模仿魏、晋，只是因为他有学问做底子，有论理做骨格”。
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因时代的裹挟和胡适的武断，著述中也有个别极端之语；瑕不掩瑜，其被公认是中国文学史写作史上的力作；瑜亦不掩瑕，其中的个别话语需予以反思。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完稿于1922年3月，次年发表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出版社：台北远流出版社公司出版时间：1986年图片由国家图书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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