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爱的是病人。”
“只要病人有事,一定要随时叫我!”
“每个病人都是以生命相托,必须记住‘医生’两个字的分量。”
“带出好的医德医风是我们老医生的责任。”
说这些话
大医至诚。
大树离不开泥土
2003年春天,非典肆虐。
4月26日,上午11点多钟,院士王士雯像往常一样在病房查看危重病人。
突然,传来护士的喊声:“32床患者病情恶化,呼吸心跳骤停,通知值班医生,准备实施抢救。”
王士雯急忙来到病床前:“气管插管、上呼吸机来不及了。快给我块纱布。”
护士意识到王士雯想要干什么:“王院士,现在正在闹非典啊!”“再晚就来不及了,快!”王士雯断然地再次下了命令。
王士雯给患者的嘴上蒙上纱布,俯身捏紧患者鼻子,鼓足力气,实施紧急口对口人工呼吸。
患者终于恢复呼吸、心跳。医护人员、患者家属、病人却惊呆了。
只要有危重抢救病人,只要病情需要,无论患者是谁,王士雯随叫随到,全力进行救治。一位战士因母亲深夜突发心梗,情急之中找到王士雯。年近70岁的王士雯二话没说,起身赶往急诊室,一直忙到天亮。事后有人问这位战士:你认识王院士?战士羞涩地说:不认识,但我知道她的名字。
曾有位年近80岁高龄、连续9次发生心脏衰竭伴心肌梗塞的住院病人,家属和子女已不抱任何希望,硬是被王士雯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病人和家属打心眼里想表示一下感激的心情,问王士雯喜欢什么。王士雯回答:“我最爱的是病人!”
解放军总医院专家教授们大都如此。
“只要病人有事,一定要随时叫我!”年届九旬的牟善初教授至今还是不厌其烦地嘱咐年轻的大夫、护士们。
牟善初从医65载,担任过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诊疗师,曾任呼吸、心脏、肾脏、消化、脑系等专科在内的“大内科”主任,是总医院德高望重的医学巨擘。而今年事已高,但他仍坚持每周三、五去病区查房、会诊,在病房里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
一天深夜,病房里的抢救电话又响起来,还没等接他的车来,牟善初已先行上路。夜色朦胧,老眼昏花,脚步匆忙的他迎面撞上路边施工的脚手架,摔倒在地,半边脸当即高高地肿起。他费力地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继续向病房走去。第二天,变形的脸上涂满药水,他坚持查房,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对于所有求诊的患者,他一视同仁,尽心尽力。一位湖北小伙子从报纸上看到牟善初的事迹后,慕名写信求助。牟善初在回信中给予详细的指导。小伙子又登门求诊,高龄的牟善初不厌其烦,望闻问切,予以治疗。一位维吾尔族老人肺部感染持续哮喘,在久治无效的情况下,向牟善初求救。他二话没说,寒冬腊月两次飞往新疆。一个多月的治疗,病人痊愈。
他曾4次获得中央颁发的特殊贡献奖、中国工程院颁发的20万元的光华基金奖金,他分文未取,而以此设立了“牟善初医疗保健奖”。
他说:“我和患者的关系,好似大树离不开泥土。”
收患者红包就是造孽
时下,礼品、红包硬往医生怀里塞,早已不再是新闻。解放军总医院的专家学者对待礼品、红包多少有些“不近人情”。
一位退休军人的老伴因患脑膜瘤住进医院。他想这是全国医术最高的医院,应该表示一下,就给医生周定标准备了一个千元的红包,几番都被拒绝,只得悻悻而去。手术顺利完成后的第三天,他再次单独找到周定标说:“第一次你不收,就算了。现在手术做完了,我是真心想感谢,无论如何要收下……”周定标说:“我不能给军队、给解放军总医院抹黑,你不能让我给自己开这个不好的口子啊!”老人回到病房对老伴说:“我无颜再去用金钱伤害我们的同志。这才是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啊!”
一位黑龙江哈尔滨的公司老板,人到中年才得个儿子,但儿子生下来后却发现患有“马蹄足”,无法正常行走,辗转多家大医院治疗,均无效果。有熟人介绍解放军总医院小儿科主任许瑞江医道精湛,便带着儿子到北京寻医。看到许瑞江一个人在办公室,就推门进去,把厚厚的一沓人民币摆在许瑞江面前。经过再三的推脱,老板始终不肯把钱拿走,许瑞江只好把钱先收下了。老板见许瑞江收下钱,心满意足地走了。
“本来得了病就是件很不幸的事,你要是再收人家的红包那简直就是造孽啊!”许瑞江明白,患者给医生送红包,是求个心理上的安慰,一般人都认为医生收了自己送的红包,对手术就会重视。对那些执意要送的人,许瑞江怕不收下,会给患者家属造成心理上的负担,往往是先把红包收下,待手术结束后再退还给人家。科里的很多人都帮许瑞江退过红包。
手术一切顺利。看着躺在床上安睡的儿子,老板觉得给许瑞江的红包是他这辈子做的最划算的一笔买卖。
“许主任让我把钱还给你,孩子的手术很成功,你就放心吧!”协理员王传清把一沓钱交到他手上。
“我是打心眼里感谢许主任的。这钱是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请您务必请许主任收下啊!”老板近似哀求地说。
王协理员说:“许主任当时怕不收下这钱,你们全家会有顾虑。”
这个老板从此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职业道德。他说:“解放军总医院就是不一样!”
记住“医生”两字的分量
著名骨科专家张伯勋年近七旬,走起路来仍风风火火,可和病人家属交流起来却轻声慢语,耐心备至。他说:“每个病人都是以生命相托,我不得不时常提醒自己,必须记住‘医生’两个字的分量!”
一位65岁的老人,小腿多处溃疡8年多不愈合,几家医院都说要截掉。张伯勋教授看过病人后认为,先进行清创换药治疗,有可能保住肢体。但老人很固执,非要截掉。截肢对医生来说是最简单的方法,而且是病人的要求,做了不会有人非议。可张伯勋对同事说:“我们是医生,不是开刀匠。医生不能说起死回生,但决不能随便放弃希望。”他把老人的儿子找来,让他做老人的工作:“你父亲现在能走路,身体其他部位也没有毛病,截肢以后路也走不了,今后怎么办呢?”老人终于同意了张伯勋的意见,实施了清创手术,腿也很快痊愈了。老人逢人便说:“这条腿是张教授给的!”
神经内科教授匡培根主任已经85岁,在她眼里,病人都是亲人,没有贵贱贫富之分。每出门诊就要把所有病人一一看完,上午的门诊往往要延续到下午。有人曾劝匡老:您是国内著名的专家,时间宝贵,不要听病人说那么多话,省着浪费您的时间。匡培根说:“病人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就一定要给予他们最满意的诊断和治疗。不然,他们受到伤害的不仅是病体,还有心灵上的,我们就枉为医生了。”
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在收治一位北京郊区老年患者时,看到老人无儿无女,体弱多病,经济十分困难,就与之约定,送医送药上门。他还动员爱人和自己一起花钱买药,数十年如一日,登门照顾老人。老人不识字,药名记不清,吃的药种类又多,他就在每个药袋上画上图形,头痛药就画个头像,腿痛药就画条腿,老人再也不用担心吃错药。他一直精心照顾,直至老人去世。
荣获第六届“中国青年科学家”称号的骨科主任王岩,从医22年来,每天都在早晨7点准时出现在病区,逐一和他的患者们交流病情。他最不忍心看到的是病人痛苦的眼神。“他们眼中流露出的哀求和企盼,永远令我不安。我知道,我有责任。”他说。
解放军总医院前副院长牟善初教授在与医务人员讨论病例（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孔令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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