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王鏊舟行吴越，面对“漠漠轻风不满帆，小船载酒舳舻衔”，“白鸟斜飞惊鼓吹，青山倒影动松杉”的情境，不由得发出“陶朱事业今安在”的感叹（《自横山归洞庭》，《震泽集》卷五）。诗人所怀念的，是春秋战国之际著名的军事家与成功商人范蠡。
吴越战争中，范蠡服务于越王勾践，是其股肱之臣。当时吴强
范蠡素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于是“为书辞勾践”。勾践回答说：“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婉言拒绝，“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此后范蠡致书文种，劝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虽然自此取消极态度，“称病不朝”，但却未效法范蠡，最终为勾践所逼自杀。范蠡抛弃显赫名位，实际上也跳出了险恶的权力争斗的漩涡，人们以“超然辟世”、“全功保身”来盛赞其明智之举。《史记・田叔列传》有这样的评论：“夫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为祟。故范蠡之去越，辞不受官位，名传后世，万岁不忘，岂可及哉！后进者慎戒之。”范蠡之退隐，成为后来厌倦权争走向山野的隐逸之士们的榜样。所谓“悠悠千载五湖心”（〔宋〕吕本中：《谒陶朱公庙》，《东莱诗集》卷一），“安用区区相印为”（〔明〕王世贞：《鸱夷子行》，《?州四部稿》续稿卷二》）等称誉，体现了其人格与智慧的积极文化影响。唐人汪遵《五湖》诗写道：“已立平吴霸越功，片帆高扬五湖风。不知战国官荣者，谁似陶朱得始终。”（《全唐诗》卷602）元人岑安卿“陶朱五湖客，相业霸于越”，“扁舟烟水间，千载仰遗烈”（《述古四章送范瑞卿回越》，《栲栳山人诗集》卷上），明人汪广洋“高情独羡陶朱子，万顷沧波一叶舟”（《读〈吴越春秋〉》，《凤池吟稿》卷七）等诗句，其实也都是借范蠡故事来表抒诸多士人的共同心声。
元人张雨词作《太常引・题李仁仲画舫》有“千古一陶朱”之句，以范蠡之特殊功业，而区别于一般的“烟波钓徒”（《词综》卷30）。在流亡生活中，范蠡将兵战经验应用于商战，实现了非凡的财富增值。正如明人沈?所说：“陶朱公以处国则伯天下，以处家则累千金。”（《青霞集》卷一）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表彰成功的实业家，亦将范蠡作为典型之一。司马迁写道：“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陶朱公”于是天下闻名。古文献中著录有《陶朱公养鱼法》（《隋书・经籍志三》）、范蠡《养鱼经》（《旧唐书・经籍志下》、《新唐书・艺文志三》）、《陶朱公养鱼经》（《太平御览》卷936）等，可知范蠡很可能曾经总结过具体的生产经验，说明其经营内容，不仅有贸易金融，也包括其他一些产业。
范蠡的经济活动，也经历了“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等艰苦创业的阶段，正如明人王世贞所谓“能自力致富者，陶朱公”（《?州四部稿》卷166《说部・宛委余编》）。他注重“任时”，“候时转物”，“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善于创造利用商机致富而“不责于人”等做法，具有启示意义。《盐铁论・贫富》说，“陶朱公之三至千金，岂必赖之民哉？运之方寸，转之息耗，取之贵贱之间耳”，也肯定了其致富并非全靠剥削民众，而主要得益于经营才能。司马迁将范蠡在越地、齐地、陶地生活空间的转换，称做“三徙”、“三迁”。救国抗吴，施展了其军政谋略；去越辞官，显示了其人生智慧；治产致富，体现了其经营才华。因此，《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说：“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
范蠡和吕不韦是先秦时期兼跨政坛与商界的两位名人。柳宗元《招海贾文》有“范子去相安陶朱，吕氏行贾南面孤”（《柳河东集》卷一八）一说，就将“范子”与“吕氏”事相提并论。吕不韦以财富作政治投资，以财富影响政治方向。范蠡则是先有“平吴霸越功”，然后归隐致富的。讨论“范子”和“吕氏”的人生轨迹以及他们的历史地位对于中国古代吏人、商人和文人所产生的不同的心理影响，或许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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