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共和国缔造者们致敬（报告文学）

2006年10月22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上午10时，胡锦涛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每人搀扶着一位白发老红军步入会场，全场响起雷鸣般的热烈掌声，场面令人动容。党和国家从来都没有忘记这些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人民也永远记得他们。近日，一部叫做《寻访健在

长征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也是一座让中国人民世代铭记的历史丰碑。那些年轻而坚强的红军战士们，正是这部史诗的创造者。时光荏苒，进入21世纪，他们的身影逐渐被岁月所湮没，健在的老红军越来越少了。而一部20集电视片《寻访健在老红军》，使这些越来越珍贵的记忆走上荧屏，在艺术中成为永恒。为了这部呼唤理想、重拾信仰、闪烁着人性光芒、彰显革命精神境界的作品，制片人王建锋和他的同仁们经历了太多的坎坷曲折：从选题策划到资金筹集，从建组拍摄到后期制作，他们有过动摇，更有动摇后的坚持与坚韧。是老红军的人格力量支撑了他们的英雄主义情结，构建了他们崇高的理想、信念，使他们勇敢地护卫着这方净土，守望着精神的家园。

从纸上到影像，这是当代人与长征亲历者的一次精神遇合。经过许多不眠之夜，王建锋说了一句话：“片子我来做?。”

2004年，为纪念红军长征出发70周年，北京青年报、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共同策划并组织了“我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军”大型系列采访报道活动，北京青年报用76个整版的篇幅，记述了70余位健在老红军的感人事迹，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解放军出版社将这些报道文章结集出版，首次发行15000册，很快便销售一空。读者大都认为“亲历者们回忆中的长征故事比小说的情节更生动、更鲜活、更真实。”有评论称：“《我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军》以亲历者的回忆为主要线索，并以口述实录作为表现方式，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读来更有亲切之感。每个个体对于他们所共同经历的那段历史所具有的充满强烈个人色彩的感悟，也使这本书具有了更为丰厚的人文内涵，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使历史成为真正的色彩斑斓的画卷。长征的历史已经过去了70年，而长征的亲历者们也在历史长河的波涌中经历了许多的坎坷。但是，这些健在的老红军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提到长征时的难以抑制的激动。从他们的激动中完全可以想见，他们所共同经历的那场罕见的人类奇迹，是怎样点燃了他们的激情，又对他们的人生有过怎样的历练。正是这一点使得读者不单单是从政治或革命史的层面去认识长征，而是从社会学或文学、心理学的角度去认识长征。这样，长征也就不再是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个概念，而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这种象征被称之为长征精神。《我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军》的意义在于当代读者与长征的亲历者们的一次精神遇合，这种遇合的结果便是引发了对长征精神的一次新的思索，或者说是以当代人的价值观念与评判尺度对长征精神的思索或解读，发现当代人身上已经或正在渐渐失落的精神魂魄。所谓惊心动魄或振聋发聩，也许就在于这种审视后的重新发现。”

“我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军”所产生的出人意料的社会效应，也影响到很多影视机构的投资意向，他们纷纷与北京青年报相关负责人接触，商讨合作事宜，拟订拍片计划。而北京青年报方面也希望通过视觉传播的形式，进一步扩大和延伸“寻访”活动的影响。毋庸讳言，作为一家纸媒，北京青年报报人没有任何影视制作的经验。于是，他们请来知名制片人王建锋做影视业务方面的指导，特别是对合同进行把关。作为曾获“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的电视剧《司马迁》、《金牌背后的故事》的制片人，王建锋有丰富的经验。

孰料，拍片的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寻访”活动的初衷是弘扬长征精神，重构人类信仰，而一些影视机构的主要目的却是商业炒作，这导致拍片计划一次次搁浅。

制片人王建锋却不想放弃。从接到邀请伊始，他就一直在认真阅读这些健在老红军的故事。他被深深震撼了，意识到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纪录片题材。经过许多不眠之夜，王建锋说了一句话：“片子我来做。”

要让青年人自觉自愿地接纳“老红军”，接纳“长征”，就必须要把片子拍得好看。主创人员和大学生座谈，学生一下子提出了30个“为什么”

说来容易做来难。有许多难关，摆在主创人的面前。

王建锋请来各路“神仙”，为这部电视片把脉问诊，出谋划策。“当时，我们主要提出了三个问题。”王建锋说，“首先是叙事问题。考虑到这些健在的老红军大都年事已高，八九十岁的人了，语言表达不清楚，如何叙述故事就需要认真琢磨。其次是故事雷同的问题。老人们所讲述的故事，基本都是行军、打仗，打仗、行军，怎样才能提炼出故事呢？三是创作视角的问题。这些老红军中既有普通士兵，也有高级将领，到底应该拍哪些人？经过几次讨论，最后终于理清了这三个问题的思路。对于叙事，采用‘情景再现’的方式来解决；对于雷同，我们的处理方法是选择长征‘节点’上的人物，让他们以见证者的身份回顾像长征始发、飞夺泸定桥、红军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关于视角，几乎所有人都倾向于以普通士兵的角度进入电视画面，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当时都是青年人，他们在长征中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这都是影片所要着力表现的。”

三个问题解决之后，又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凸现了出来：片子拍给谁看？从受众层面分析，老年人、家庭妇女大多喜欢看电视连续剧，而中、青年则更喜欢看各类电视专题节目。相对于《寻访健在老红军》片而言，如今三四十岁的人比较容易接受，因为这些人对长征是有记忆、有感情的。但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多是单位的中坚、家庭的支柱，紧张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使他们几乎无暇观看电视，更没有一个固定的持续观赏时间。由此推断，《寻访健在老红军》片的受众主体还是青年人。那么，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他们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能否在这类红色作品中找到支点？由于成长环境不同，青年人所形成的思想意识和思维定式也有很大的差异，他们会不会把长征看成是一种政治概念和历史符号，进而将《寻访健在老红军》片贴上一个“教化”的标签，而加以排斥呢？但正因为这样的担忧，创作者们一致认为，他们更有责任加强当代青年人的信仰重塑，建立他们的人生坐标。

但是，要让青年人自觉自愿地接纳“老红军”，接纳“长征”，就必须要把片子拍得好看。

筹拍记录乒乓球世界冠军王涛成长历程的励志剧《金牌背后的故事》时，王建锋就曾征求过在校大学生的意见。这一次，他又照方抓药，请来北京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的十几名学生，开了几次座谈会。“问他们想不想看有关长征的故事，他们说想看。问他们想看什么？他们说想看目前书籍和影视作品中看不到的东西。”王建锋说，“学生们的热情很高，问题提得也多。有学生们问：‘红军长征是主动进军，还是被迫行动？’‘皮带真的能吃吗？’……最后，我们把他们对长征的30个‘质疑’，归纳为三条：一、长征是什么？二、长征为什么？三、长征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王建锋总结道：“大家愿意看微观、看细节的东西。创作组决定用这些老红军的散点，串成一条完整的故事线，来展示红军长征的全貌。”

谁为主旋律“买单”？那天晚上，他们把能找的人都找了，朋友们把能拿的钱都拿出来了，凑足了100万元，摄制组如期出发

总体思路确立之后，接下来就该进入剧本创作阶段了。王建锋请出中央电视台政治和军事专题节目的著名编导华越，由他担任《寻访健在老红军》一片的总编导，并着手剧本提纲的写作。而王建锋自己则四处游说，八方融资。作为制片人，他比谁都清楚，如果拉不到钱，再好的想法也是空中楼阁，无米之炊。“我们最先找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看了方案他也觉得不错，当即就跟我们签了合同，还说先划10万元过来作为项目启动资金。”一周后，钱没有到位，两周后，钱还是没有到位。王建锋等不及了，打电话询问，没想到老板变了脸：“我去了解了电视片市场，拍这类专题片根本不赚钱，我又不是政府机构，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资金上遇到了极大困难，但创作团队的人心却更加团结，他们自己掏腰包凑了12万元，决定先做出满意的提纲，然后再去找投资。然而，又一道难题摆在了创作人员面前：谁来立项？谁立项谁就要负责落实资金，就连性格刚强、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王建锋，在多次碰壁后，也不再敢大包大揽。

于是，这件事就这么放下了，一放就是一年。

200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建锋获悉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曾经有一个专题片《今日长征路》的立项，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拍成。于是，王建锋想到了“借鸡生蛋”、“借壳上市”的办法。他去找八一厂和对外友协协商，人家也非常愿意合作，立项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我们就把片子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寻访健在老红军》，另一部分是《新长征的故事》。”王建锋说，“《寻访健在老红军》我们争取在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时候拿出来。”

与此同时，融资的事情也有了重大突破，一个从事工程建设的大老板表现得非常慷慨：“我应该用赚的钱回报社会，应该为这些老人家做些事情。”他表示要拿出1000万元来投给《寻访健在老红军》，并签了合同。

似乎一切都在按预期、按计划进行着，王建锋开始着手建组，准备拍摄。但就在摄制组即将出发的前夕，答应投资的老板突然釜底抽薪，溜之大吉了。可是，片子怎么办？救场如救火。那天晚上，他们把能找的人都找了，山东的、黑龙江的，朋友们把能拿的钱都拿了出来，这样凑足了100万元，摄制组如期出发。

30位老红军被列入了拍摄计划，可一联系才知道，其中7位老人在这一年里已经离开人世。时间紧迫，必须进行抢救性拍摄

经过认真、细致的挑选，30位符合标准的老红军被列入了拍摄计划。可一联系才知道，其中7位老人在这一年里已经相继离开了人世。这让王建锋和他的创作团队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必须进行抢救性拍摄。然而，这些在乡老红军住的地方都比较偏僻，沟通起来很是麻烦。外联制片电话打了好几天，当地人根本听不懂普通话。所以，只能去碰。2006年7月上旬，摄制组兵分六路，整装出发。总编导华越带的那个组，最让王建锋担心。“那时江西发生了水灾，一个连的防洪救灾部队都被洪水冲走了，而他们恰恰就在那个地方采访。”王建锋现在提起这事还心有余悸。“一连几天联系不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后来得知，他们是在洪水到来前的两个小时离开的，大家都说老红军保佑了我们。”

为解决影像问题，总编导华越提出采用“情景再现”的手法，把老人们讲述的内容，形象地展现出来。当时正好赶上中非论坛在北京召开，不准“动枪动炮”。怎么办？这部分还要不要？不要画面肯定不好看，要就得等。后来，经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摄制组在外地完成了“情景再现”。虽然增加了片子的成本，但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观赏效果，王建锋们“豁出去”了。

王泉媛老人突然给摄制组的同志跪下了，她的要求竟然是请求恢复她的党籍。在拍摄中，摄制组每个成员都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洗礼和心灵净化

央视《2006,感动中国》节目中，当李中权等6位老人代表老红军在现场观众的掌声中走上领奖台的时候，主持人白岩松动情地说：“我们为这些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所颁发的不仅仅是一枚奖章，而应该是一座丰碑，一座不朽的丰碑！”现场掌声如雷，经久不息。

被感动的又何止白岩松！何止现场观众！《寻访健在老红军》的摄制人员，在实际拍摄中每时每刻都被感动着、震撼着，经受着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洗礼和心灵净化。

现年91岁的王泉媛当时是红一方面军30位长征女战士中的一位。途中，她替伤员背着两支枪，走得气喘吁吁，毛主席看到后惊讶地问：“小鬼，你怎么才走到这里？”主席让她把枪放到自己的马上。王泉媛早在中央苏区时就与毛主席熟悉，于是她毫不客气地把枪支放了上去。“毛主席的马一共驮了大小11支枪。长征中，他很少骑这匹马，总有伤病员或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骑在上面，即使没有人骑它，也总有一些伤病员的枪放在马背上。”

由蔡畅大姐牵线，王泉媛在长征途中与王首道结了婚，第二天他俩就分头回了各自的部队。1936年西路军失利，王泉媛和姐妹们一起被俘，饱受酷刑。逃出牢笼后，几经磨难，她才回到家乡。解放后，王泉媛孤身领养了六个孤儿，辛辛苦苦地把他们拉扯大，让他们成了家立了业。如今，她和养女一起平静地生活在江西农村。在摄制组记录的镜头中，有一段催人泪下的回忆。新婚之夜，王首道送给妻子一把小手枪，王泉媛也答应给丈夫做一双布鞋。然而，由于战争和离散，这双布鞋在经过了47年之后，才送到王首道手中。在实现了她对情感忠贞的同时，也实现了她对信仰的忠贞。采访结束后，王泉媛突然给摄制组的同志跪下了，她的要求竟然是请求恢复她的党籍。老人这一跪，让摄制组的全体人员禁不住潸然泪下。

曾被列入拍摄名单的7位已故老红军中，有一位叫肖成佳。一年前，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老人说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解决党籍问题。而他的军籍问题是由长征时的老领导、后任全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黄火青同志帮助解决的。他先后三次来京，最后硬是拿自己的身体朝黄火青的专车上撞，这才见到了老领导。黄火青问：“你说你是我的老部下，怎么证明呀？”肖成佳于是用嘶哑的嗓子深情地唱起了黄火青当年教战士们唱的一首红军歌谣：“行路不怕道路弯，爬山不怕荆棘拦，革命不怕苦和累，红军不怕远征难，黄连树后有甜柑。”熟悉的歌词和旋律，拨动了黄火青心中的弦索，让他为之动容，两人这才相认，抱头痛哭。黄火青给了肖成佳30块钱和200斤粮票，并答应肖成佳帮他圆一生的梦。

离休前任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李中权将军，当年全家9人追随红军，有4人牺牲在了长征路上。1933年，李中权率300多人的红军队伍回到家乡四川达县碑牌河石家坝时，还能看得到悬赏通缉他的告示。在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苏维埃政权中，他的家人热情参加，大哥李中泮被选为乡苏维埃主席，五妹李中珍被选为妇女主席。红军撤离时，大哥带领赤卫队配合红军作战，二哥李中池和四弟李中柏为红军筹粮，五妹带领妇女队为红军抢救伤员，父母也抛弃了家中的一切，带着年幼的弟妹投奔了红军。这样，全家都把命运和革命连在了一起。后来，李中权率队伍在征程中遇到了久别的母亲。那正是大敌当前、军情紧迫的时候，母子相见，又惊又喜。见面时，母子俩都没有告诉对方父亲去世的消息―――为了掩护红军通信员，父亲戴上了红军帽，把敌人引向自己，并在搏斗中杀死两名敌兵，自己也身负重伤，壮烈牺牲。尽管军情紧急，李中权还是决定要给父亲上个坟。他跑了一夜，在天亮时找到了那个画着五角星的坟丘―――那是母亲亲手画上去的。不久，李中权得知哥哥、妹妹一家都相继牺牲在过草地途中，母亲用残弱的身体坚持把年幼的弟妹带出了草地才闭上眼睛……

如今，李中权赋闲在家，他的书房里堆满了书，还有他本人的书法作品。摄制组的人注意到，在书房门口的相框里，有一张人工绘制的像片。“那是我的母亲。”老人说，“我找了好多画家，凭自己的记忆描述，让他们画出来的。虽然不太像，但总觉得可以寄托自己的思念。”说到母亲，将军泪如泉涌。

也许，通过《寻访健在老红军》的文字和图像，我们记住了李中权，记住了肖成佳，记住了王泉媛……然而，还有太多太多的红军将士，为了实现革命理想，为了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带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赤子之心，英勇奋战，血洒疆场，长眠在了长征路上。他们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墓地，人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在后人心中，早已为他们矗立起了一座丰碑，一座无字的历史丰碑！

上海电视台台长看了样片后表示：这些老人是我们国家的财富，是我们民族的财富，作为电视台如果不支持这样的东西，不通过播出传播这样的精神，那是说不过去的

审查顺利通过，参加审查的重大理论文献影视片创作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们以及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领导们都非常感动。他们说，片子中的老红军们安贫乐道，很多人都是因为自己文化水平低，怕影响党的工作主动辞去官职的，他们在家乡默默奉献，坚守着对党的忠诚，这和现在要权要官要地位的某些领导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这样的作品一定会对社会产生积极的意义。听到审查小组领导们的高度评价，《寻访健在老红军》的创作者们感到了极大的满足。他们带着自信开始为电视片的发行而奔走。

尽管某电视台向这部“公益”题材电视片索要播出费的做法让创作者们伤心不已，尽管西安某传媒公司许诺500万元买断发行权成了画饼充饥，尽管之前借款给剧组的老板天天讨债，给发行工作雪上加霜……但是，更有不少人以自己的方式向这部电视片，向老红军们表达着敬意。联通（集团）公司董事长看了几集样片后当即说：“我们今年的宣传经费没有多少了，但我支持你们100万。是这些老红军的精神感动了我。”国家电网在取得北京奥组委和国家体育总局的认同后，也决定拿出300万资金，请这些老红军到首都来观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让这些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亲身感受国家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人寿则表示，老红军看病，花多少钱他们就拿多少钱，全部在当地的人寿分公司报销。为了填补债务缺口，北京夺麦影视有限公司撤回了投给电视剧《特殊使命》的资金。“要知道，《特殊使命》是中央电视台的重点剧，肯定是会赚钱的。”王建锋不无遗憾。他说：“我非常感谢‘夺麦’的董事长刘晓林，感谢他给予《寻访健在老红军》的所有帮助！刘董的父母都是老革命，他自己当年也曾在陕北插队落户，他是有理想、信念，有老红军情结的。”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也以2万多元买下了《寻访健在老红军》“八一”期间在上海的独家首播权。纪实频道总监应启明说：“这部纪录片拍得不错，以往我们购买央视纪录片才每分钟给40元，而《寻》片我们却每分钟给了60元。”上海电视台台长看了样片后也表示：“这些老人是我们国家的财富，是我们民族的财富，作为电视台如果不支持这样的东西，不通过播出传播这样的精神，那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们上海电视台要全力支持这个片子，要把它作为上海电视台的品牌，不光是播出，我们还要大力宣传，精心包装，让红军精神传承出去。”

高寿芝	裴周玉	鲜正学	曾思玉

张立雄	张星点	张志秀	邓秀英

王泉媛              邓玉乾           李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