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3月10日，这是红会系统和学界一致的看法，已成定论。但新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台湾学者张建俅先生所著《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一书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民国元年即1912年9月29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租界工部局议事厅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30日，为了结合国内各种红十字团体，
首先，在作者看来，政府的立案，使中国红会成为“正式合法的社团”。人们自然质疑，难道立案之前它是非法的吗？事实上，政府眼中的中国红会，从来都是合法的，此时红会之所以呈请立案，众所周知，是“改朝换代”造成的，民国新建，自然有必要取得新政府的认可，维持它的合法存在，使自身的合法地位得以延续。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其次，国际承认，对红十字会这样具有国际性的慈善组织来说固然重要，但作者忽视了一个基本逻辑，即先有了红十字会，然后才谈得上争取国际承认。换句话说，国际承认并不是中国红会成立的前提，而是“后果”。那么，国际承认具体在何时？是1912年1月12日；中国红会出席第9次万国红十字大会又在何时？是1912年5月7日至17日。而被作者视为中国红会“宣告正式成立”的统一大会，则是1912年10月30日。明眼人一看便知，作者犯了“倒因为果”的常识性错误。而这一错误，恰恰证明了国际承认并非“中国红十字会正式成立的关键”，同时也证明了中国红会在1912年之前即已存在。
再次，制度确立，也不是如作者所说“是在民国元年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确定下来”的，在此之前，即有《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1904年）、《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1910年）的制定。尽管它还比较“简明”、幼稚，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民国元年通过的《中国红十字会章程》，正是中国红十字会由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而非其“正式成立的关键”。至于会员，在民国元年之前，就有名誉会员、特别会员、正会员名目，并在1911年举行了大规模的征集会员活动。作者既然承认“会员”不是从民国元年开始的，却依然将此作为“民国元年（1912年）才是中国红十字会正式成立的关键”性的证据，岂不是等于自我否定？
最后，再看看作者视为“中国红十字会宣告正式成立”的标志性事件――统一大会。中国红十字会之所以要召开统一大会，是因为红十字会内部出现了不和谐、不统一的局面，需要统一意志，而不是为了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换句话说，中国红十字会早已存在，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到大清红十字会，它的“唯一”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辛亥革命爆发后，这种“统一”的局面被打破，广东红十字会、中华红十字会、粤东红十字会、济群红十字会等“冒”了出来，许多慈善团体也纷纷打出红十字旗号或赤十字会旗号，一时红会林立，蔚为壮观，也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不符合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即任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在民国诞生的新的条件下，红十字会作为“世界万国唯一慈善事业，民国成立，一切政治机关莫不革故鼎新，期与东西各国齐驱并驾，则此重要之慈善团体，亦安可不正厥名义，求合乎世界大同？此本会之所以急谋统一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这才是统一大会召开的原因所在。通过统一大会，使中国红会告别了“散漫”，实现了“统一”，这在红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由上述分析可见，张著的观点实在难以自圆其说。而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说之所以得到学界的认可，自然有其合理性。作为标志性事件，这年3月10日，为援救日俄战争中被难同胞，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会集于上海英租界公共工部局议事，宣告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虽然名义上系五国“合办红十字会”（《申报》1904年4月10日），但因“在中国地方创始承办，中国遂永有红十字会主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第9页）。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有理由把1904年3月10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建日视为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日。“联合”不过是权宜之举，中国红十字会理所当然要走“自立”之路，7月12日在制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时就特别强调：“至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应由华董另拟，呈候咨部核奏，请旨饬行，合并声明。”（同上第30页）等于旗帜鲜明地打出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旗号，它意味什么，不言而喻。1907年7月救护日俄战灾的使命完成，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解散后，中国会员遂于上海开会，议决另行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以为久远之计。适商约大臣盛宣怀驻沪，遂公推为会长”，中国红十字会由此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此后，尽管名称有所变更，但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到中国红十字会，到大清红十字会，再到中国红十字会，都是一脉相承的。说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并无不妥。（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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