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春明、李振霞：一个学习型家庭

金春明 李振霞 他们是同学，是同事，是战友，更是知音。在党校讲坛上，金春明教授研究不止，笔耕不辍，是我国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李振霞教授则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研究方面有所建树。这对志同道合、相濡以沫的教授夫妇在各自事业有成的同时，还成功培育了四个博

金春明、李振霞夫妇是事业有成、子女成龙的双赢典范。

眼前的金春明、李振霞夫妇温文尔雅，一个说话语速较慢，声音沉稳；一个音质优美，音色清亮。说到兴奋处，两人会情不自禁地扬起右手，好像要往黑板上写板书。

8月初，在北京中央党校家属宿舍区，金春明、李振霞教授的家里，记者聆听了他们这个学习型家庭的故事。

“我没有过人的本事，只是比较执著”

1952年，金春明从中共东北局党校高级部毕业，刚满20岁的他被选拔留校任教。来校前，金春明在东北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理想是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不料，毕业留党校，领导却安排他去中共党史教研室。1961年，金春明被选拔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

记者：一个家庭的学习氛围的形成，不是靠一朝一夕之功。家长的表态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您几十年来不但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还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是如何取得的？

金春明：我没有过人的本事，只是比较执著。一旦承诺，不肯放弃，我1932年出生，1947年参加革命，18岁入党，属于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专门培养的第一批理论教育工作者，我系统认真地苦读马列原著是在东北局党校那两年，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套用列宁的一句话：“马列主义是一整块的钢铁。”

在东北局党校，给我印象最深的教授是讲政治经济学的林里夫。他的课堂总有厚厚一大摞书放在讲台上，他常举着一本德文版的《资本论》，边翻译边讲授，满口名词术语和西式倒装句式的长句子，一个概念套着一个概念，尽管逻辑性很强，但很难懂。我是硬着头皮，咬着牙听他讲课。我要感谢这位老师，正是这种环境培养了我的执著。记得当年我用了好大的毅力通读了中文版《资本论》第一卷。渐渐地，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它科学性、真理性的强大磁力，使我对学理论达到了痴迷程度。

由于认真读过马克思主义原著，在理论基础上我有信心。1977年我接受了党校领导交给我的任务：研究“文革”的十年历史。说起来，研究过程是曲折的，小组成员变化颇多，最多时十几个人，最少时四个人。在1998年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20周年时，我写了一篇文章《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支前奏曲》，记述了这一经历。那段时期，我一共发表了论文100多篇。有些同志和我开玩笑，说你成了专家了。我想专家不专家先甭说，反正这段历史我是钻进去了，我尽了一名理论工作者的职责，不至于使它成为空白。

从1990年至2000年，十年间我甘坐冷板凳，翻阅资料，思考问题，整理讲稿，先后出版了20余本专著，还主编出版了《毛泽东思想发展史》，被评为中共中央党校科研一等奖。

“我不特别，就是能蹲图书馆”

李振霞与金春明比翼齐飞。1934年出生的李振霞17岁入党。他们是东北局党校的老同学，后来又一起调入中央党校。他们在中央党校先后评上教授，同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与金春明所不同的是，她在大学教一段书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深造，从此与哲学结缘。

记者：您让我颠覆了对女学者的认识。您像演员，像外交家。见到您，怎么也不会把您和枯燥、玄虚的哲学研究连在一起。尽管从您身上能找到许多学者专家共同的东西，但也有不同。您觉得自己特别吗？

李振霞：我不特别，就是能蹲图书馆。在东北局党校读书时，我除了听课就是蹲图书馆，那两年，我在图书馆里通读了《资本论》（一卷）、《共产党宣言》、《联共党史》等十来本原著，写下了三万余字的读书笔记，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我的信仰。后来我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期间经历了怀孕、分娩，最后仍以优异成绩毕业，这还是得益于蹲图书馆。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有研究生班专用的图书阅览室。我成了不过午夜12点不走的“常客”，除了读学校规定的书目，我还大量涉猎相关书籍，特别是读完学校印发的苏联《副博士书目》。

调入中央党校时，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每天晚上做完家务都要到九、十点。于是，从晚上九、十点钟到凌晨，成了我最幸福的读书时间。这期间，我读完了《列宁全集》的前十卷，还有马恩早期的著作《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等。每次读完理论书，我还要读《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陆游诗选》等，我也很喜欢文学。“文革”十年，只要不开会我就读书。《毛泽东选集》、《列宁全集》、《马恩全集》三套书在这十年中读得最多。

正是因为有了一定的理论积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针对我党许多理论问题，李振霞才能阐述出自己的观点，她先后在《人民日报》、《国内哲学动态》、《学习与研究》、《工人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论文60余篇（个人撰写与合作），著作30本（个人专著、合著与主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公开发表的著作和文章达600万字。为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20来年，李振霞历任中国现代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会长。1992年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特贴专家，海南省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曾任海南省政协委员。

李振霞：我在图书馆里“认识”了很多哲学人物，但“认识”他们不是目的，解开如何认识和评价他们、进而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现代哲学史的一个个纽结，才是关键。于是我又一头扎进了图书馆，那里好像是我的世外桃源。像苦读经书一样，照准中国现代每位哲学家的原著啃。为了找全他们的文章，需要翻阅很少有人问津的落满灰尘的过期书刊，每次回家都带回两只“黑手”给金春明看，他开玩笑说：“我要抓黑手了！”我先后读了《李大钊选集》、《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瞿秋白文集》、金岳霖的《逻辑》、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冯友兰的《心理学》、《新世训》、《新事记》，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朝话》、《乡村建设理论》、《我的努力与反省》等等。对过去出版的那套供批判用的几十本的《中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选辑》，我对照着每个人的原著反复阅读。后来发现，中国现代哲学相对于整个中国哲学来看，国内外的研究还很弱，用张岱年老先生的话说，是“一片处女地”，这是一个亟待开拓的新领域。对此，我选择了挑战，向党校领导提出申请，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调到哲学史教研室工作，专攻中国现代哲学史。我还想在党校首开这门课，并争取申报硕士点，带研究生。有的领导和同事对我的申请很惊讶，怕我是一时的学术冲动，劝我说：“放弃你多年的研究领域，开辟新领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你冒这么大风险值吗？”我很坚定，因为这是我这几年在图书馆中日日夜夜里反复思考而形成的。如果说这是一种学术冲动，不如说那是在深厚的学术积累和强烈的责任感之上形成的学术激情。

我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在党校，我率先开设了中国现代哲学史课程。1982年12月红旗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中国现代哲学史纲要》（上下册）。为论证我的观点及其由来，我和当时在图书馆工作的挚友管培月等同志一起，编选了80多万字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选辑》、《中国现代哲学史大事记》和一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中国现代哲学史文章的论文选。由我牵头，刘宏章、付云龙、孙琰、阮青等同志参加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硕士点申报也被批准了。这是中央党校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哲学史硕士点，当时在全国也是第一个。

后来我又马不停蹄地完成了“八五”国家课题《中国当代哲学40年》，主编了《当代中国十哲》和《中国现代哲学人物评传》等专著，还出版了《李振霞文集――让中国现代哲学走向世界》。

“我认定她是我的另一半”

金春明和李振霞，手牵着手，走过了坎坷艰难的道路，他们的爱情始终如一，而且随着年龄增长和子女的成长而日益深厚。73岁的李振霞依然奔放热情，周身迸发着充沛的精力，她毫不掩饰自己的爱，亲昵地称丈夫为“我亲爱的先生”。笑容可掬的金春明教授提到妻子，总是以“李教授”相称。这是一对既情意绵绵又相敬如宾的夫妇。

记者：你们相亲相爱一路走来，虽然性格不同，但彼此之间在事业上和生活上起着互补的作用。应该说，爱情是你们成功的基石。

金春明：的确是这样。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属于多思、冷静和理智型的。做起事来需要火一样的热情来推动，需要上下而求索的不平静的灵魂来冲击，这样，我的事业和生活才有出乎意料的启动和成功。从认识李振霞的那天起，我就认定她是我的另一半，我一追到底。实践证明，我是有眼力的，她热情奔放，豁达乐观，志坚忠诚，总是给人以希望和阳光。这50多年来，李振霞给了我无私的爱。带我度过一个个难关。

因肺部长了三个小肿瘤，1985年8月我做了开胸手术，被切掉了一叶肺和一根肋骨，幸好是良性的。整整一年，李振霞全力以赴地照顾我，每天早起，买菜，做饭，给我熬药煲汤。忙完这一切，她马上去上班。每天中午回家都要搀扶我下楼走走。我开始根本没力气，连家里的三层楼都上不去，李振霞一边鼓励我，一边连背带拽地帮我。我们走一步停一停，每次上下楼都要半个多小时。有时忙得她顾不上吃午饭，拿个面包或馒头就去上班了。这一年，累得她整整瘦了15斤。

李振霞：我觉得自己的丈夫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男人。有了他的爱，才有我事业的成功。我的三儿子和四儿子是对双胞胎，带他们可辛苦了。那时金春明每天中午回家好歹吃口东西，就把两个儿子放在小车里，推着他们在大院不停地转。他这是为了让我睡会午觉。半夜他总是抢着给孩子们换尿布，喂奶。那时生活很拮据，有时偶尔买个水果，给孩子吃，他总要千方计让我吃上一口。

孩子大一些了，学校规定“不再坐班”，我就整天蹲图书馆。有时“三班倒”晚饭后也去。金春明怕我吃不消，不是煮个鸡蛋给我送去，就是冲杯糖水端过来。还有一次他给我送去一把崩豆，说是同事给他的，他没舍得吃，给我留下了。离休后，最让我感动的是这样一件事。有一天金春明问我，这辈子占你时间最多的是什么地方？“图书馆！”我脱口而出。“好，我给你建个图书馆！”我一听乐了，“你神经出毛病了？”我笑着说。“你看，这是设计图！”金春明认真地递过一张纸。原来，他想把我家的储藏室改成书房。“亏你想得出来！”我兴奋极了。要知道，我早就想把家里的书分门别类地整理一下，总是想不出好方法，这下拿出近二十平米的储藏室专门放书，棒极了！经过几个月的奋斗，我家的图书馆终于建成了。一共八个书柜，光我的哲学书就装了满满四个书柜，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对金春明说：“看这书柜都让我占了！”“本来就是为你建的，你是红花，我是绿叶。”金春明说得好爽快。家庭图书馆是丈夫送的最好礼物，每每走进这里，我都在心里说：夫妻恩爱莫过于理解万岁！

“双赢是用心来营造的”

金春明、李振霞夫妇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三个儿子都是博士：一个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取得博士学位；一个获得英国公开大学奖学金，于剑桥大学医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一个清华大学毕业后，于中国航空研究院取得博士学位，后来又考取了国际研究员。女儿则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首都医科大学毕业生，后来当了主治医师，然后到美国的约翰・霍谱金斯大学作了博士后。可以说这对夫妇是事业有成，子女成龙兼而有之的双赢典范。

记者：在一般人眼里，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女人以相夫教子为己任,一个多子女的母亲想要把孩子们教好，总会以事业的苍白作代价，结果是有赢有输。而您的家庭却实现了“双赢”，作为学者，这也应该是您夫妇二人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实践的有益尝试吧，就这一点有什么感想和体会？

金春明：“双赢”是相对的。我这个人比较教条，和李振霞结婚那天起，就制定“互爱、互教、互帮、互谅”的四互协议。选妻子实际是选知音，我挑的是才华和人品，50多年来，我们彼此相爱，营造了家庭和睦氛围，孩子们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身心是健康的。孩子们总是说：“我们家空气温暖，让人感到平和。”

李振霞：有些年轻人摆不正孩子成长和夫妻爱情的关系，甚至认为家庭是爱情的坟墓。也有的年轻人不想生孩子，怕有了孩子，影响二人世界。还有做妈妈的，由于对孩子深切的爱，使得做爸爸的感到爱情失落，从而移情别恋，为孩子而相互争吵甚至分手的夫妻也时有所闻。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的长女小时候得过黄胆性肝炎，二儿子小时心脏有毛病，三儿子小时得过败血症。我们夫妇俩共同为孩子的健康焦急，想方设法使孩子痊愈。这中间，我们都更进一步地具体了解到彼此的善良和能力。加深了对各自人品的认识，这也就加深了我们彼此的爱。我觉得夫妇间彼此的爱是“双赢”的基础。

金春明：从我的家门口挂上“学习型家庭”的奖牌那天起，我就开始在头脑中梳理：培养这四个孩子我们究竟下了哪些功夫，想来想去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培养孩子美好的心灵。衡量孩子是否成才的标准不是看他的学历多高，人格才是最高的学位。我们时常教育孩子要为社会做好事，助人为乐。我家大儿子金煜9岁时曾经在松花江里救了一个落水儿童，被当地誉为“见义勇为小英雄”。后来我们也有思想斗争，这种鼓励会不会让孩子再次冒生命危险救人？我们也怕自己的孩子出事。可后来一想，还是应该鼓励，我们一边夸他，一边又教他在遇到各种险情时如何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帮助别人的常识。我们常常教育孩子们做好人，才能做好学问，不然有了学问，没有健全人格的保证，也可能走到邪路上去。我的大女儿金莹上小学四年级时，成绩很优秀，可老师总找家长。原因是她上课听懂了，就画画，惹得周围同学都看她画画。我们抓住她这个问题，语重心长地教育她，告诉她这是对老师劳动的不尊重。家长把道理讲透了，孩子从此改正了毛病。以后金莹“上山下乡”，农民们都夸她知道关心人，照顾人。

另一个是培养孩子良好的读书习惯。我认为从小学开始，学习就是孩子们的主业，尽管学校教育占了他们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家庭的学习氛围对孩子们的影响还是至关重要的。在四个孩子的小学阶段，我们主要引导他们读《十万个为什么》、《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红旗谱》、《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还有一些科学家传记如《居里夫人》等等，他们从书中既可以继承人类知识遗产，又可以受到怎样做人的教育，甚至找到做人的楷模而终生受益。我们的良苦用心，在孩子身上确实收到可喜效果。

李振霞：我家孩子的成长和书是分不开的，用我大儿子的话说：“我们姐弟四人都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教育孩子爱书，仅仅用父母的语言权威是不行的，重要的是父母的榜样力量，让孩子读书，父母首先要读书。我的大女儿常说：“爸爸妈妈烙在我心里的形象，就是挑灯夜读，小时候半夜醒来上厕所，每一次都见他们在看书。”我的小儿子也说：“爸爸做手术，刚醒过来，就端着本书看，没有书像丢了魂似的。”生了四个孩子，再忙再累，困难再大，我和先生也没忘记读书，而且已经形成家风了。

采访结束，故事告一段落。令记者久久不能释怀的是这一对从党校走出，又在党校讲坛上奋战几十年的理论教育工作者那不倦的情怀。它包含着老一辈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锲而不舍，和爱家人、爱他人、对子女负责的传统美德，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与良知。这种风范当代人需要，后代人也要传承。守住它，就守住了中华民族立身处世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