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一篇文章提出，轻松解读历史人物无伤大雅。这个观点，想必不少人会认同。解读历史和历史人物，拘泥陈说害莫大焉；能够“突破被重重历史迷雾遮盖下被人为斧凿修正的所谓‘信史’，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实在堪称学术贡献。
可问题在于，这观点针对的不是“还原历史真相”理念下的“轻松解读历史人
不妨以李白是“古惑仔”为例来分析。李白是不是“古惑仔”，当用什么来证明？史实――以收集的史料为依据进行充分的历史研究结果。如果史实确实能证明，李白就是个“古惑仔”，那人们再怎么“感到不爽”，恐也无可奈何。
可那本《大唐第一古惑仔》，提供的是什么？一本214页的书，真正分析李白“古惑仔”的文字就只有5页，其中却没有一处经过充分考证让人信服的历史材料，有的只是望文生义的推测与想象。在书中，作者认定，做“古惑仔”必须具备几个“要素”：会武艺，不怕死，讲义气，好斗鸡。而他又“引经据典”认为，李白不但会武艺，而且武艺高强；不怕死到敢于一个人“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既“拜师父”，又“收徒弟”，显然是个讲义气的哥们儿；好斗鸡所以才远去湖南、山东，进而想当然地得出结论：四个“要素”都具备的李白，“是个不同寻常的‘古惑仔’”。
结论之谬，再明显不过。且不说“要素”之说，放在习武、远游、斗鸡成普遍时尚的当时社会环境下是多么的荒谬；也不说对李白会武艺、不怕死、讲义气、好斗鸡的分析多属望文生义，缺少了史实的支撑；就假定此推论符合历史事实，李白确乎会武艺、不怕死、讲义气、好斗鸡，那就能据此断定李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古惑仔”？
虽然作者声称自己这样推测“并不是捕风捉影”，可谁能说这样的推测是一个学者负责任的科学研究结果？
不错，解构历史人物，轻松无伤大雅；借助现代的甚至是后现代的生动幽默语言，让原本枯燥的历史人物一个个鲜活起来，丰满起来，这是公众对历史解读的期待；学者通过研究表达个人独到的见解与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历史不是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客观理性，尊重历史事实，从历史人物所处的特定社会的限定条件出发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将历史人物带回到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这是历史解读、历史人物解构不能弃守的底线。借口历史研究没有绝对权威，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帜，混淆时代差别，离开特定社会背景，以今人的眼光、思维和意识去打量、推测历史，主观地随意审判古人，这样远离学术的望文生义哗众取宠，即使很有“颠覆性”，除了让人闻到“厚黑”下的铜臭，又能给人什么呢？
历史名人和经典名著，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不顾史实随心所欲地“颠覆”，不仅误导公众，伤害文化，也是对承担着研究和传承文化责任的学者的一种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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