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第10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中,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话剧《马蹄声碎》、《天籁》、《黄土谣》、喜剧《独生子当兵》和杂技剧《天鹅湖》6部军队作品获奖。为总结近年来军队戏剧创作的经验,进一步推动军队戏剧事业的繁荣和发展,9月26日,中宣部文
艺局和总政宣传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军队获奖戏剧创作座谈会。部分地方戏剧专家对这6部获奖作品进行了点评,军队获奖作品的主创人员介绍了创作经过和创作经验。现将本次座谈会的发言摘登如下。
紧扣时代脉搏强化精品意识
中宣部文艺局局长杨新贵
在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中,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话剧《马蹄声碎》、《天籁》、《黄土谣》、喜剧《独生子当兵》和杂技剧《天鹅湖》等6部部队作品分别获得了优秀作品和入选作品奖。这6部获奖作品是部队广大戏剧工作者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军营、深入官兵,立足生活、满怀激情创作出来的。这些戏剧作品内容丰富,艺术质量高,获得了普遍好评。创作者善于在戏剧人物塑造上狠下功夫,为我们奉献出了一批性格生动鲜明的典型,极富艺术感染力、吸引力和震撼力。这几台戏演出效果好,为人民群众和广大官兵喜闻乐见,洋溢着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能够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动、受到教育。
部队文艺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队文艺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党的十六大以来,部队广大戏剧工作者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服务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面向部队正规化现代化事业,积极投身现实生活,投入戏剧创作,为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奉献了一大批优秀戏剧作品。部队戏剧创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文艺导向,坚持思想性、艺术性的统一,坚持为人民服务、为官兵服务的宗旨,受到了部队和社会的好评,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社会主义文化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文化自觉。党的十七大即将胜利召开,十七大之后,我国将迎来文化建设的新高潮。部队广大戏剧工作者要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文艺观,进一步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要始终坚持面向基层,服务官兵,服务人民,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和广大官兵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善于借鉴当代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紧密结合部队和社会生活的新要求,进一步拓宽艺术创作的领域,塑造出体现时代精神、富于民族神韵的戏剧艺术形象。要更加注重戏剧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培养中青年戏剧工作者。不断完善激励机制,进一步调动部队戏剧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特别要加大对部队优秀戏剧作品、优秀戏剧人才的宣传力度,加强对重点剧目的支持。
多姿多彩的军旅戏剧
中国剧协分党组副书记季国平
军旅戏剧是我国戏剧事业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综观本届部队获奖的六部优秀作品,既有对我军革命历史的艺术再现,也有对当今军旅生活的真实写照;既有英武壮烈的英雄传奇,也有普通一兵的情景喜剧;既有军旅戏剧强项的话剧,也有极具创新意义的杂技剧。这些优秀剧目,传承了军旅戏剧的光荣传统,倾情讴歌时代精神,积极探索艺术创新,多姿多彩,生动感人,不仅深受子弟兵欢迎,而且人民群众也很爱看。
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长征70周年是近年来的重大事件,有关抗战和长征的题材自然成为军旅戏剧创作的重要题材,《野火春风斗古城》、《马蹄声碎》、《天籁》就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可贵的是,尽管写的是传统题材,但作品站在时代的高度,在题材的深度开掘、主题的深刻阐发、形象的生动演绎、艺术的不断创新上,都引人注目。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以现代人的视角,对原著进行了新的创作。该剧旋律优美动听,形式丰富多彩,既充分彰显民族性,也追求一种“杂交”优势,并注意解决好戏剧性和抒情性的关系。话剧《马蹄声碎》、《天籁》,无论是视角和写法都突破了以往同类作品,独特而富有魅力。《马蹄声碎》以5名红军女战士追赶大部队的经过,颂扬了革命女性崇高的人格魅力和美丽的生命价值,给人心灵的震撼比写男性更强烈。《天籁》取材于真实的故事,赞美了战士剧社对文化的传承。
对当代现实题材的关注也是军旅话剧创作的重要方面,如《黄土谣》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有着较强的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独生子当兵》真实地反映了当代军营所独有的独生子现象,针对性很强。
军旅戏剧因为表现军人的伟岸、使命的崇高,往往主旋律作品构成创作的主体;同时,又十分注重提升作品的审美品位,追求艺术的创新和多样,力求在不断地超越中再创军旅戏剧的辉煌。我们看获奖的每一部剧目,都体现了追求品位、不断创新和超越自我的进取精神。如《野火春风斗古城》对于民族歌剧音乐的新探索,《马蹄声碎》写长征途中女性牺牲与信仰的独特视角,《天籁》“形散而神聚”的戏剧情节和结构方式,《黄土谣》对模范人物心灵的深度开掘,《独生子当兵》对军营喜剧的独家创造。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杂技剧《天鹅湖》,将经典芭蕾和传统杂技的完美融合,可说是主创者“异想天开”的大胆创造,惊艳世界,为当今艺坛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样式。
走进心灵深处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所长刘彦君
我认为《黄土谣》、《马蹄声碎》、《独生子当兵》和《天籁》这四部话剧作品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就是对于心灵世界的探询、关注与呵护。
《黄土谣》这部根据真实的生活原型改编之作的叙事视点和人文观念,对我们的戏剧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创作者省略、简化了一家人“还债”的过程,却没有省略或简化人生,甚至还强化了宋家三兄弟和每一个剧中人的价值选择,强化了他们选择的艰难。创作者没有回避宋老秋一家人的还债行为所面对的现实压力和内在苦闷。不能因决策失误而欠下乡亲们,成为村党支部书记宋老秋的临终遗愿,也成为以老大宋建军这个军人党员为代表的一家人的一种良心救赎,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他们最终没有放弃这个责任。还钱虽苦,但苦也得咬着牙承担。于是,在这些当代殉道者的心灵深处,就有了一种人格上的悲剧性,以及人性上的立体感。任何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做人方式或者作出什么样的判断,都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与每个人内在的心理驱动息息相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土谣》不仅使一个“主旋律”形象获得了有力的心理支撑,而且成为对于人、对于人的生命、对于人的心灵的一种观照与呵护。
《独生子当兵》是一部直面今日军营生活的喜剧作品。创作者从人物的心理出发,紧紧抓住任友友的虚荣心大做文章,将这个中心人物“嘴硬”的特点,体现在一个谎话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上。把一个接一个的谎话放大、夸张、让它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立了三等功、打了五十环、他爸包二奶、他妈变成了二姨……直到最后的真相大白,从反面凸显了这一代独生子女的心理状态及其行为特点,以及在军队这所大熔炉里锻炼成长的精神历程。既抓住了部队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焦点,同时也表现了一代新军人的思维方式与行动特征,使喜剧带上了一定程度的心理分析色彩,增加了内容的深度。
以长征为题材的《马蹄声碎》、《天籁》的创作者,试图从改变叙事策略的角度丰富“革命”认同意识,以期完成对于当代个体富有感召力的历史叙事。在促使革命者走上革命道路的心理动机阐释上,将这些士兵们参加革命的目的,处理为或者受不了婆婆的虐待,或者为了自由结合,或者出来寻找亲人等个体的、命运的、偶然的因素,从而丰富了这类作品深层、支点性的价值支撑,带给人以时代的新意。
《天籁》是“战话”的集体亮剑
广州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唐栋
话剧《天籁》是写战士剧社长征中的故事。战士剧社,1933年4月在井冈山正式成立,是我军最早的文艺团体,也是战士话剧团的前身。做为战士剧社的后辈,做为战士话剧团的老兵,有责任把这个戏写出来。
在写戏的那些日子里,我脑海里尽是战士剧社的历史画面,眼前不断浮现战士剧社前辈们的身影,仿佛他们的眼睛在注视着我,他们在朝我微笑,脸上充满了期盼,这令我感动得常常泪水盈眶。
《天籁》的成功之处,我认为一是把主旋律的话剧写得比较好看了,好看来自于真情、真心、真实,来自于对话剧内涵和创作规律的尊重,来自于创新与个性;二是在长征题材的戏剧作品中,第一次写到了文化长征和精神长征,丰富了对长征精神的理解,让人从遥远的历史中找回信念;三是在二度创作中,导演和演员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智,傅勇凡同志第一次担任大型话剧的导演,他全身心地投入,虚心听取建议,认真做案头准备,使该剧的排练十分顺利;两次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张腾同志第一次饰演与自身条件反差很大的角色田福贵,他认真琢磨,刻苦体验,创造了一个与众不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刘晓翠饰演“女一号”,由于她充分理解了这个角色,加上勤奋刻苦,使她的表演非常出彩,令观众击掌叫好;陈平平已经38岁了,在剧中扮演一个只有18岁的女宣传队员,她努力克服年龄上的障碍,把这个角色塑造得相当出色;林波是一名老演员了,在剧中扮演一个小角色,仍然十分认真;邓紫晨、张阿亮这些年轻演员,虚心向老演员学习,很好地完成了人物塑造;还有从军区各业余演出队借来的群众演员,都表现得相当出色。全剧组每一个人,都把参与这部描写战士剧社的话剧看做是责任和荣幸,看做是同前辈的一次精神交流与心灵沟通,纷纷要求参加剧组工作,没有角色演的只要在剧组做一些平凡的工作就很高兴。可以说,《天籁》的创作演出,是“战话”的又一次集体亮剑。
要强化自己的独立思考
总政话剧团团长孟冰
我们的创作常常遇到这种情况:主要人物精神境界很高尚,但观众反映不真实、不可信。每当这时,我都提醒自己,要让笔下的人物高大起来,首先要找到说服自己的理由。
话剧《黄土谣》创作的起因是我在电视上无意中看到的湖南湘西一个村子里的党支部书记宋先钦还债的事情。看完这个报道之后,很长时间这个人物在我的脑海里就是抹不掉,我始终想着这个人,想着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会怎么处理。中国有多少个村子,多少个党支部书记,全国有多少个党员,有多少人遇到这个问题时会这样处理?这是宋先钦本身给我的冲动,也是后来写《黄土谣》的根本动因。但我在写这个戏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照搬生活原型而是做了如下调整:一是把湘西的背景改为山西、陕西和内蒙古交界处的黄河边。把背景放在黄河边上,就有一个黄河文化的背景,这是三省的交界之处,当年山西农民为了生活曾“走西口”过黄河去讨生活,尽管是背井离乡,却也充满了闯生活的意味,这样就和今天的农民生活情景有了某种文化上的联系。二是没有写宋先钦还债的过程。因为十年还债中发生的事情虽令人感动,但在舞台上展现却过于苦涩。动人可以有多种方式,我最愿意接受的是愉快的智慧的,洋溢着希望的和带给人力量的感动,而不是苦难的,无奈的,惨烈的感动。我崇尚美丽动人。即使要写苦难,也要让苦难有美感有力量。因此,我只写欠了债还不还钱的抉择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把今天所有价值观念的冲突展现出来,碰撞出来,这个戏的价值就在于此。三是没有写人物的原型。如果主人公按生活原型,是一个村支部书记,那么这个人的光辉就放大了,会减弱人本体的、本性的、根本性的东西,就避免不了写成政治性的、宣传性的东西了。所以,我让宋先钦变成了老支书,欠了债后一病不起,在生命的弥留之际招回了三个儿子,“父债子还”的古训,让这孩子们决定债怎么还。这样就把一个党员的光辉嫁接在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了。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嫁接当中,我突出了军人,突出了兄弟之间所代表的不同的价值观念。剧中老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形成一种戏剧的张力,形成了一种生命状态的交融。这就是我对生活原型在创作中的三处改动,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强调独立思考。
军人形象的成功塑造
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郑振环
本次军队获奖剧目主题积极,题材新颖,人物形象鲜明,独现了中国军旅戏剧的一方风景,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和好评。
写戏的终极目的就是塑造鲜活感人有血有肉的舞台艺术形象。这几台戏的成功,就在于他们用心写了人,写了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军人。写了军人的命运,军人的心灵,军人的情怀,军人的性格,凸现了革命军人独特的人性魅力和人格魅力。军人就是军人,军人的职业要求他们有着同一般人不太相同的人生使命,那就是时刻准备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祖国,全心全意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服务。他们生命内容的主弦就是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奉献精神和牺牲的勇气。军人也是人,他们和其他人群有着同样的生命需求和喜怒哀乐,只不过比其他人群有着更多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所以塑造军人形象必须既要写好作为人的通性,更要写好“人”字前面带着一个“军”字的特性。这样塑造出来的军人形象才能更准确,更真实,更感人,更具有“军字号”的品牌特色,更富有形象魅力。部队获奖的这几台戏之所以看后使人感到震撼,很多形象都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关键在于戏中的人物塑造得有光彩,有力度,有血有肉,动人心魄。以《马蹄声碎》为例,这个戏只是写了一段冯贵珍等五名掉队女红军追赶大部队的故事,而这五个人写得各有各的命运,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心灵世界,各有各的情感取向。每个形象都闪烁着个性光彩,每个人物都有生命内容的独到之处。每个角色都在不同的起伏跌宕的命运流程中完成了自己形象的塑造。五个艺术形象的质量极高,一个是一个,每个形象都内容丰实,鲜亮夺目,各具亮点。每个人的命运、性格都能给观众留下清晰深刻的印象。正由于这五个形象的人性魅力和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动了观众,才使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认识了长征,认识了红军,认识了军人。
近年来,部队戏剧工作者逐步开始了对军旅戏剧创作新的思考和追求,更加注重了写人,写人物命运,写人的感情,着力寻找、发现、开掘人物身上的生命细节和性格细节,大大加强了军旅戏剧的戏剧性和艺术性,使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有了全面的提升。本次获奖的这几台戏无论是从剧本创作、表导演、还是舞台美术等各个方面,基本做到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并融入了大量的高科技手段,极富有时代感。
两部长征话剧的新突破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院长欧阳逸冰
从文学的角度上说,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创作的宝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编剧都可以从中创作出震撼人心的作品。只有那些用真挚的深情去感悟,用探索的精神去解读,用严肃的态度去研究,用烛照的目光去挖掘的剧作家,才有可能创作出独特的,不同于一般的作品。《马蹄声碎》和《天籁》就是这样的优秀作品。
在《马蹄声碎》中,我们看到作者对人的真挚关切,对女性的真诚尊重。与长征沧海横流般的宏大画卷相比,剧中的五个女战士小如“蚂蚁”。然而,“尊重”就是在这里表现出来的:作者用那独具魅力的笔触,把她们的不同命运描画得惊天动地而又瑰丽无比。少枝几乎是在刚刚与自己心爱的人(团长)会合的同时,又猝然失去了他,她就是背负着这样的命运摧残拔腿长征的,在她那瘦弱的身躯里蕴藏着怎么坚强的意志啊!隽芬在渡河的紧要关头,为了让情同手足的三个女战士赶上队伍,她毅然决定留下来,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换取渡河的皮筏子……而“田寡妇”(女红军)则为了把仅剩的一只马蹄子留给赶路的战友,自己断然吞下了醉马草(毒草)……她们就是这样的至美至善的女人,就是这样的无私无畏的战士啊!
《马蹄声碎》是用女战士的眼光观察和感悟长征的。女性的心理与女战士的天职交叉在一起,才使这部话剧具有独特的魅力。女战士阴柔的美好与长征阳刚的壮烈交织在一起,绘制了《马蹄声碎》如此灼目的画卷。让当代人在长征的深邃历史中看到,共产党员、革命战士不仅是政治理想的载体,更是辉耀的人类最美好的情操。
《天籁》写出了一个前所未及的主题,那就是革命与文化。其实,这个主题始终贯穿在革命的整个进程中。革命是干什么的?就是推动人类先进文化前进的呀!《天籁》就恰恰证明了这一点――革命者是人类文明的经典的最大知音。所以,剧社社长朱卉琪和战士们把那部留声机看得比生命还珍贵,女战士周月儿甚至为了保护留声机献出了自己充满青春活力的生命。就是这部留声机啊,播放出《国际歌》,播放出《英雄交响曲》、《田园交响曲》……极大地激发了红军战士们的斗志,也激发出战士们对胜利后美好生活的无比向往。留声机在这部戏里,是战士们无比坚强的意志,更是战士们无比美好的心灵。
创新是艺术的生命
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原主任赵国政
荣获第10届“五个一工程”奖的部队戏剧,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庄重的、深刻的、感人的、紧贴时代、直逼生活,话剧《黄土谣》可视作这一类型的代表之一。一类是轻松的、活泼的、健康的,形式感强且在形式上具有原创精神,杂技剧《天鹅湖》应属此类。我重点谈谈杂技剧《天鹅湖》的探索与创新。
创新是艺术的生命,杂技剧《天鹅湖》就是一部在艺术形式上完全创新的作品;而且它的创新带有某种发明的性质。即通过杂技、舞蹈、戏剧三合一的杂交后,从杂技角度看是一种崭新的杂技艺术形态;从戏剧角度看是个新鲜的戏剧品种,这种成果是个了不起的贡献。再者,由于这部作品的母本是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而《天鹅湖》是西方宫廷及贵族文化的产物,杂技则基本属于平民艺术。因而从西方芭蕾舞剧到东方杂技剧的转换,便使宫廷和贵族文化尊身下沉,变得更世俗、更平民、更容易为大众喜闻乐见了。
这部戏的出现还给我们带来如下的启示:创新靠胆,成功靠智。因为杂技的本能是炫技,靠技巧高超,技巧娴熟,技巧惊险,技巧出奇,让观众在身临风险和神经刺激中获得愉悦。因而杂技的表演中只需起伏迭宕的节奏,而无需讲故事。故而杂技语言几乎没有叙事和表意功能,这与语言艺术范畴的戏剧大相径庭,两者之间根本不具同构的条件。可策划者和编导却偏偏看到了死胡同里等待孵化的艺术生命,办法是通过技与舞杂交使杂技“开口说话”,以供剧的需要。这种异想天开,果然就把剧做成了。剑走偏锋,所谓创新往往就是从这种谋略性的胆识开始的。
第二是编导特别善于智慧地利用杂技与舞蹈的反差,在正常中制造“脱轨”和“破格”。如模仿天鹅的飞翔原本是用双臂的,杂技剧却用顶功以腿代臂,且演员的双腿柔性极高,感觉极好,展现的形神不让臂膀。这种破格之效,自然比正常效果成倍增值。四小天鹅舞是舞之名段,编导却把它们变成男性的四只青蛙。形态的改变已经让人忍俊不禁,再让他们在四小天鹅轻灵优美的音乐中,以青蛙形象手脚倒置、大头朝下地做动作,这种出乎天鹅形象也出乎音乐形象的强烈反差,是一种超越滑稽的荒诞之美了。第三是演员跨行当的超强技艺。如饰演男女主角的吴正丹和魏葆华,他们的肩上芭蕾和头上芭蕾,只有最杰出的杂技演员,才具备那种超常的平衡感和稳定感;只有科班出身的芭蕾舞演员,才能胜任那些轻柔飘逸、从容自如的慢板舞姿动作,然而他们都饶有余裕地做到了。
回归民族歌剧本体
总政歌剧团艺术指导王祖皆
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是据同名小说改编的,为了改编好这部“红色经典”,我们反复研读小说,观看电影,认为只有解决好继承、融合、创新这三个课题,回归民族歌剧本体,才能让这部“红色经典”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
民族歌剧要有浓郁的民族风格、鲜明的地域特色、动听的音乐旋律、生动的音乐形象、经典的音乐唱段等。主题歌贯穿发展的手法是民族歌剧创作中的重要手段之一。《野》剧的中心事件是策反伪团长关敬陶起义,共同对敌,解放古城。为了进一步做好关敬陶的工作,杨晓冬施计捉放关敬陶,在芦苇荡与金环一起用民族大义来教育和开导关敬陶,这为我们提炼全剧的主题歌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此时连战、宋楚瑜先后访问大陆,触动了我们的灵感:就写乡情乡音。于是“乡间炊烟暖,乡下古井深,乡音说咱们是老乡,血脉一条根。乡学百家姓,乡书三字经,乡情叫咱们是老乡,做人图良心。回乡的路多坎坷,村口等着归家的人;回乡的天有早晚,天黑天亮都为你开着门。乡谣声声亲,乡谣字字沉,从小会唱的是乡谣,烙着中国印。”这首主题歌《乡谣》就被酝酿出来了。我们把它谱成亲切、质朴的歌谣,并让它在全剧贯穿使用:全剧开始类似天籁之声的童声无伴奏合唱无词歌;芦苇荡的杨晓冬、金环、关敬陶三重唱加混声伴唱;金环牺牲后再次出现的童声无伴奏合唱无词歌;杨晓冬不顾个人安危去关敬陶家商定起义计划时的器乐配音;关敬陶击毙多田,率部起义时热情颂扬的混声合唱《乡谣》,十分动人地唤起积蓄在人们心底的那种诚挚的情愫,有效地深化了主题并提升了这部戏的现实意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野》剧的故事发生在河北古城保定。因此,《野》剧的音乐也是以河北地区的戏曲、曲艺、民歌为主要素材,兼以晋、鲁、豫地区的音乐和日本音乐,加以嫁接组合的,使它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例如金环、多田和关敬陶斗智斗勇的戏剧性三人对唱《生命的光彩》借鉴了中国戏曲中“打背躬”的手法,推动了剧情的发展。
生活的馈赠
武警部队政治部文工团编剧王宝社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这句话早就成了老生常谈,创作《独生子当兵》,使我对这句老生常谈的话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我体会到,谁能把这句话付诸于实践,生活就会给予他想象不到的馈赠。
《独生子当兵》是一篇“命题作文”,当时我觉得这个题材不难写,一是中国特有的“独生子”现象,好结构戏;其二,我写另一戏时曾在基层部队采访了三个多月,我觉得,再采访十天八天,完成这篇“命题作文”应该不太费力。
然而一旦和基层部队生活“接上火”,我突然发现不了解部队了――部队兵员成分的变化、管理方式的变化、许许多多的新名词,诸如心理观察员、抗挫折训练、激励法、中队局域网、心理年龄等等,我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我开始意识到这篇“命题作文”不是那么容易写了。我只好融入生活,从头开始!我不间断地采访了五个多月,走访了16个支队;采访了28个中队、三个新兵教导大队;采访了近百名独生子新兵;跟踪采访了11个独生子家庭。
在新军事变革的大背景下,有许多知识带兵的故事让人感动。比如一位指导员,是学法律的大学生,业余时间研究心理学。面对一名执勤中害怕黑暗的战士,他没有简单地批评战士,而是每天陪他到岗楼上站哨;找到了战士“怕黑”的病灶,又用心理学的方法使这名怕黑的战士不仅没有感到羞耻,反而感受到部队大家庭的温情。
一名新兵看到班长发脾气,悄悄给班长说:“班长,你要改改你的脾气,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台风来临,参天大树会被刮断,地下的小草却安然无恙?”这位班长后来对我说:“他懂得比我还多,带这样的兵逼着你多看书!”从班长的牢骚话里,我感到了独生子兵的可爱的地方。
本来我想使用自己练就的喜剧套路――计谋喜剧,但是生活让我选择了喜剧创作中较难把握的一种――性格喜剧。为了写好此剧,我住在中队,请战士帮我“把关”――每想到一段情节,就召开一次“故事会”,每写上一段戏,就念给他们听。他们也许提不出具体的意见,但是,他们听了不感兴趣,听得打瞌睡了,那一定是我这里出了问题,我就撕掉稿子重写。可以说,是生活让我选择了性格喜剧,又是生活帮助我完成了性格喜剧。
杂技剧《天鹅湖》实现中西融合
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杂技分团艺术指导宁根福
杂技剧《天鹅湖》2005年开始先后在上海、北京、杭州、香港等多个城市演出,还先后两次赴俄罗斯两次赴日本演出。到现在为止,共演出了147场,观众人数31万人次,收入2571万元。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评论:“中国艺术家把《天鹅湖》译成了中文,该剧用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杂技文化,对诞生于俄罗斯的《天鹅湖》进行了充满时代感的全新改造”。
我驻日使馆文化参赞赵宝智表示:“这部中国版的杂技剧《天鹅湖》以商业演出的形式在日本东京取得如此成功的确是罕见。”
正如杂技剧《天鹅湖》入选2005-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10大剧目的评委评语所说:“杂技剧《天鹅湖》将美轮美奂的俄国经典芭蕾舞《天鹅湖》的舞蹈和音乐,与赋予中国特色的高水平的杂技艺术完美统一,发挥了充分的艺术想象力和艺术造型能力,获得观众和艺术家的一致好评。”该剧在国内外文艺舞台上已经成为一个著名品牌。
该剧所以在国内外演艺界有较大反响,在于历经三千年历史锤炼的中国传统杂技,像蛹化为蝶一样脱胎换骨,展示着杂技第一次真正承担起抒情叙事表达故事情节的功能,同时又不丢失杂技的本体;在完成杂技技巧的同时又能合理地体现剧情表现人物;在保持杂技本体的同时又不损害《天鹅湖》作为经典剧目的高雅艺术唯美的特点。使得充满中华民族勇敢、智慧和丰富想象力的、体现东方古老而又神奇的魅力的杂技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该剧首先表现的是一种远距离大跨度的东西方文化融合。它从容地用前所未有的艺术语汇诠释世界文艺舞台上的经典,既表现了对西方文化艺术的认可,又充满了对东方杂技主体文化的信心,特别鲜明地体现了当今世界东西方艺术经典的激情碰撞,高位对接。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表演样式,成为了一种类似于在舞剧、歌剧之后出现音乐剧的那样的新的艺术样式。把这种艺术样式的创新理解为文化创新,更能认识其价值和意义。
《马蹄声碎》关注个体生命
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编剧姚远
话剧《马蹄声碎》是一个在10年前写的剧本,是根据江奇涛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
就在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之际,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征》一书。在此书的导读中,有这样一段话:“本书所记载的70位老红军长征故事及长征之后的种种经历,展示了历史对人的命运所产生的不可逆转的影响。走进这些故事也就走进了色彩斑斓的历史中,走进了历史所造就的大悲大喜的人生中……”从这字里行间,我感受到了历史车轮的飞速行进对人文观念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多年以来,“长征”二字所包含的似乎就是革命路线的胜利,红军的辉煌。以往,我们往往更多地是关注国家和群体的命运,而在今天,我们将目光更多地投注向群体中的个体生命。重新审视着每一个生命个体的人文价值。因此这出戏能在今天重登舞台,是我们时代的进步,是我国文艺事业的进步。也许在《马蹄声碎》的戏中,有了这样的元素,所以这个戏在今天还能得到观众的赞许和认可,它的意义可能是在这里。
有一位朋友曾经问过我,“你觉得你对这个改编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说:“令我欣慰的是,我把这篇小说改成了戏。”
当年,戏剧创作也酝酿着一些重大的突破。前卫的导演已经在话剧探索的道路上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他们采用了许多崭新的手段,开拓了舞台的时空,使我觉得舞台真是无所不能。甚至它比电影更加富有想象力,更加地自由。于是我便斗胆尝试了起来。这就是现在这部话剧《马蹄声碎》。当然这与原小说有了很大的出入。人物的命运也因为戏剧的需要作了更动。有些被小说略去的部分,我作了更多的注解与演绎;有些小说中十分生动的部分,我只得大加删削与更动。毕竟,戏剧还是有所不能。原作者到现在还没看过由我改编的话剧,从十年前到现在。但他慷慨地应允我对他的著作进行了这样的尝试。我得在这里向他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