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2月28日,西南联大师生欢送从军抗日同学。(北大校史馆提供)
这是一所大学,存在前后不过九年,却成为中国教育
这是一座文化中心,身处边陲,却引领思想、服务社会,开启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绚烂的一页。
这就是战火中的西南联合大学。有人把它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之一,一位外国学者甚至认为,“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举世学术界追忆与推崇……联大的传统,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
每年的11月1日,是联大校友欢聚的节日,如今,70年过去了,当年的热血青年早已步入耄耋之年,而西南联大的光芒仍然长久地留存在世人心中。
是什么让这短暂的九年成为中国教育及文化史上永远的辉煌?是什么让这座在国难中诞生、于困苦中坚守的特殊学府蜚声中外、名扬四海?尽管时代背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西南联大留下的,更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深思考。
战火纷飞中的教育奇迹
抗日战争的烽火催生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特殊的大学。1937年,日寇铁蹄进犯华北,践踏神州。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背负求富求强、振兴国家之志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先是南下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11月至1946年7月,在纷飞的战火中,联大师生和衷共济,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历尽艰辛而办学不辍,这是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也开创了古今中外教育史上出色的联合办学之先河。
就是在这不到九年的时间里,先后有约8000人在西南联大就读,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国防等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
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6位是联大学生;
2000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9位科学家中,有3位是联大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师生有164人,其中联大学生有90人。
联大校友录上,还有两个更为耀眼的名字――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
联大的奇迹远未止于这些数字。一部部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著。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西南联大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耀眼成就,抗日救亡的铁流中同样有他们刚毅坚卓的身影。九年间,先后共有1200余名联大学子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大军,有14位联大学子献身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在这块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的纪念碑上,镌刻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834人。据说,实际从军人数远大于留名数。
陋屋斗室中的爱国奉献
西南联大被人们誉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而数十年来,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海内外众多研究者的心中,并成为热点课题之一――在战火纷飞之际,在学习、生活、工作条件都极其恶劣的环境中,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
联大校友、教授陈岱孙说得对:“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永不动摇的信念、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对敬业、求知的追求。”又或许如联大校歌所唱:“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半个多世纪以来,让人们形成共识的是,联大的成功纵然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种种因素,但最重要的是西南联大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校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理念,名师荟萃,形成了特有的“爱国、民主、科学”和“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
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振兴国家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联大师生在被日军摧毁的残垣断壁前仍然精神不倒。当年,三校师生从长沙分三路西迁昆明,其中250名学生和11位教师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几乎是用双脚横跨了三省。联大师生置任何艰难困苦于不顾,教师为国之振兴而教,学生为抗战建国而学,体现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崇高民族气节。
西南联大条件的艰苦令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学生们几十人挤在铁皮屋顶(甚至铁皮屋顶最后还因为经济困难换成了茅草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和宿舍里;1939年入读法律系的联大校友夏世铎至今难以忘怀图书馆前排队的人潮,而在暗淡的灯光下,却是一片鸦雀无声的自习景象。
名师、教授们的生活同样异常艰辛,闻一多、华罗庚两家一度十几口人共居一室,中间用布帘隔开,形成“布东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在物价飞涨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卖衣、卖字、卖书、治印维持生计。为躲避轰炸,教授们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几十里外的远郊,步行来上课,周培源先生骑自养的马上课,从不迟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和“刚毅坚卓”的顽强精神支撑着联大师生在强敌深入、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激情不减,弦歌不辍。时隔70年,今天的联大校友仍然会时时提起“知识报国”、救亡图存的铮铮誓言。无怪乎林语堂上世纪40年代初路过昆明作演讲时发出这样的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而数十年后,当那位曾在昆明跑警报的联大学生邓稼先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命令上郑重签名时,消逝的西南联大再度传出了巨大的历史回响:“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更加令清华大学现任校长顾秉林感慨的是,几十年来,西南联大的爱国传统被老校友们传承、坚持着,近年来,仅为“希望工程”的捐款,就在云南等地建立了7所希望小学。“今天,我们尤其要学习和发扬西南联大的爱国奉献精神,教育和引导广大师生自觉担当起科教兴国、民族振兴的重任。”顾秉林说。
传道解惑中的治学之风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被许多大学校长引为经典。而在当年的西南联大,已得到最好的体现。
这也是联大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办教育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师资力量,办学校必须全心全意依靠教师。
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
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师道尊严和价值判断,爱国爱生,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都有高尚的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他们教书育人,爱之以德,不厌不倦,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
南开大学教授梁吉生认为,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创造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关键在于有这样一支值得信赖的教师队伍。“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为我们树立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光辉榜样。”
而联大也真心实意地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
七十年风雨兼程,联大已成历史,而在许多人心中,联大永存。刘东生院士曾说:“66年来,我没有离开过西南联大!”杨振宁先生则写道:“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因为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是非常好的,这个传统在我身上发挥了最好的作用。”
西南联大校训。 (北大校史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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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的诞生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伴随着宛平城外绵密的枪声,北平告急!天津告急!华北告急!
战火中,当时最为著名的三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惨遭摧残。为保存文化力量,三校合迁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但不到两个月,南京又陷入敌手,武汉、长沙为之震动。面对华北沦陷、中原动荡、三吴烽火、九夏蜩螗之势,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南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大部分师生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转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另有200多名同学组成步行团,在闻一多、黄子坚、曾昭抡、吴征镒等11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领下,栉风沐雨,徒步行军3500里,历时68天,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
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上课，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西南联大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于1946年解散,三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其师范学院留昆续办,即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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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图书馆内用废汽油桶、木箱叠架起来的书架。(北大校史馆提供)
②抗战中后期,物价暴涨,闻一多不得已挂牌治印,补贴家用。(选自《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
③1944年,学校财政困难,被迫将校舍铁皮屋顶卖掉,换成茅草顶。(北大校史馆提供)
④1939年,联大新校舍建成,图为图书馆。(夏汝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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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八月九日，西南联大聘请梁思成(左二)、林徽因(左四)为校舍建筑工程顾问。这是联大期间，他们携子女梁再冰(女)、梁从诫(男)与联大教授周培源(左一)、陈岱孙(左三)、金岳霖(左五)、吴有训(左六)等合影。(选自《周培源》)
▲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西南联大的学者们完成了一大批奠基性论著。图为西南联大时期部分获奖著作。(北大校史馆提供)
费孝通先生的题词。(选自《庆祝西南联合大学成立65周年纪念特辑》)
关于西南联大的记忆
这个草创的新大学有一个传统,那就是民主与科学的传统。在那强敌深入、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弦歌不辍确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精神境界……追求民主与科学确是当时我们的共同认识和信念。
――陈岱孙
我们这些西南联大的学子,深深地怀念着在“爱国、民主、科学”精神和“刚毅坚卓”校训熏陶下的岁月,深切感谢母校和老师们辛勤的培养之恩。
――朱光亚
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直至1944年取得硕士学位。战时,中国大学的物质条件极差,然而,西南联大的师生却精神振奋,以极严谨的态度治学,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
――杨振宁
回忆昆明联大时清坐茶馆日复日设备简陋学习勤研究启蒙发源地――李政道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敬业和团结精神。教师之间、师生之间、西南联大三校之间均如此。联大师生敬业精神和友爱、团结的优良传统,是能造就众多人才,驰名于中外的主要原因。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
――郑天挺
联大所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我看一是因为有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二是因为培养了一批有创造力的学生,三是因为学术自由,领导民主,员工精干。
――许渊冲
正常的教学都如此困难,要进行研究几乎有些可笑。但我们这些避难的教授们坚定地相信研究是保持知识进步的最有效的方式。
――任之恭
回首往事,西南联大给予我的教育永志不忘,由此确立我的报效祖国的决心永世不移。
――陈茹玉
在联大的几年,给我脑海里打下烙印最深的是“穷则思变”四个大字,就是再穷也要拿出一流成果,出一流人才,学生要学出好名堂、好成绩。
――涂光炽
(解红岩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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