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16日是中国疼痛医学发展史上值得牢记的一天。卫生部签发了关于《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中增加“疼痛科”诊疗项目的通知文件，确定在《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中增加一级诊疗科目“疼痛科”。根据这一文件，将在我国二级以上医院开展“疼痛科”诊疗科目诊疗服务。就此，笔者采访了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
问：韩院士，您一直为在中国建立疼痛科而奔走呼吁，今天终于有了结果，是否感到欣慰？
韩院士：的确。我们的工作终于见到了结果。这一消息对一般民众或许不很重要，但是对占人口30%左右的各种慢性疼痛患者，则是极大的福音。他们从此不必因为不清楚自己的病该到哪个科看而盲目奔波于多个科室之间，因为疼痛科就是疼痛病人的“家”。
问：中国疼痛学会是您发起的，当时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韩院士：国际上有些医生在1976年发起成立了“国际疼痛学会（IASP）”，把多个学科的医护人员联合起来，向慢性痛的诊断、治疗、研究发起“进攻”。20世纪80年代，我把IASP的概念引进国内，并于1989年9月在北京成立了I-ASP中国分会，也称中国疼痛学会（CASP）。在此基础上，许多医院逐渐成立疼痛门诊或疼痛科，提高了疼痛诊疗技术。一些国外学习回来的医生，起了带头作用。特别是麻醉科医师中有不少专门投身于疼痛诊疗事业，成为开创我国临床疼痛医学的先锋。关于疼痛的基础医学研究，我国具有较好的背景。这是因为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国出现了针刺麻醉（针麻），吸引了不少研究者投身这一领域。CASP的成立把这两方面人才集中起来。
问：我国的疼痛医学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哪些发展？
韩院士：CASP成立后，把推进疼痛的医疗、科研和人才培养作为学会的努力方向。1992年CASP归属中华医学会，成为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学会于1995年创办《中国疼痛医学杂志》，对提高我国疼痛医学的医疗和科研质量起到巨大促进作用：CASP每年举办高级学术研讨会，提出当前最重要的疼痛医学问题，集中各方面力量加以分析，求得解决方案，然后举办大型学习班将上述研讨成果加以推广。经过十年努力，使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科（麻醉科、骨科、神经内、外科等）医生对疼痛医学中的许多问题取得共识。既提高了业务水平，培养了人才，也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团结。
问：中国的疼痛科有哪些特色？韩院士：欧美国家疼痛门诊一般应用止痛药作为主要治疗手段，如不奏效则求助外科手术。近年来，麻醉性止痛药（吗啡、羟考酮等）的广泛应用，确实解决了很多顽固性痛症的问题，但也引起不少医源性药物依赖问题。至于手术治疗，对有选择的病人确实非常有效，但难以普遍开展。
相比之下，我国疼痛科医师大多采用定点注射微量药物，或进行微创手术，应用温控技术进行冷冻或高温选择性破坏局部感觉神经，应用激光或超激光治疗，局部注射胶原酶、臭氧等等损毁特定组织来治疗疼痛，破坏性小，疗效好。
另一个特点是，发挥中华医学（中药、针灸疗法等）的优势，尤其是我们经过大量基础和临床研究，将针刺的参数定量、优化而设计的经皮穴位神经电刺激仪（HANS）疗法，动员体内原有的镇痛物质，减少麻醉或镇痛药物用量，同时也减少了药物的副作用，取得良好效果。最近科技部会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对针麻镇痛在特定手术中的实际应用及其原理进行研究，设立重大研究专项基金（973）项目进行针麻镇痛的系统研究，无疑将进一步推进针刺镇痛研究的进展。
问：疼痛科是否可以独自包揽慢性疼痛病人的诊治？
韩院士：不是的。任何学科都应该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疼痛科的建制，为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慢性疼痛病人铺就了一条新路。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疼痛的发生愈益多见：糖尿病引起的神经病理性痛连衣服接触也引起剧痛，因抵抗力降低而引起的带状疱疹痛发病率随年龄直线增长。治疗这些慢性痛，都是疼痛医师的专长。为已经明确的癌症病人去除疼痛，则是疼痛医师的天职。但遇有疼痛作为症状，掩盖了更深层疾病（如癌症）的情况，疼痛医师应该有足够的警觉，及时推荐给相关专科医师进行治疗。
麻醉科医师的专长是围绕手术期急性痛的治疗，他们的专长依然在围绕手术期得到充分发挥。与此同时，麻醉医师一如既往必然成为新型疼痛医师的中坚力量；骨科医生是疼痛科医师的坚强后盾，有选择地进行某些骨科手术是解决疼痛问题的最后途径之一；神经外科医师对经过优选的病人进行手术，能取得其他办法不可能达到的效果；神经内科医生的细致诊断技能是疼痛科不可或缺的保证。
毫无疑问，一个由多学科医师组成的疼痛科，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哈佛大学在这方面的经验是，这位领导的原有专业并不重要，可以是麻醉科、骨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针灸科……甚至小儿科医师，重要的是能把各方专家团结成一个战斗集体，共同为顽固难治的疼痛患者解决问题。一个高水平的疼痛科，必然是一个多学科医师精诚合作的典范单位，而就诊疼痛病人的满意度，则是该科室存在和发展的黄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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