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现代史学发端以来，与这一史学形态一同成长的人们就开始了“中国当代学术史”的书写。这些历史亲历者的叙述和观察从某些角度再现了当时的真实情景，具有特殊的价值。然而在实际过程中，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却往往是棺已盖而论难定，随着时代变迁，他们一再被后人重新演绎和改写。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中的傅斯年便
时人叙述与后起谱系
作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和领导人，傅斯年在当时的史学界乃至整个人文学界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而令人费解的是，地位如此显赫的傅斯年却似乎并没有进入同时代学术史家的视野。时人所著的若干学术史名作，像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年）、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1945年）、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1949年）以及邓嗣禹的《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编纂学》（1949年）等，除了在具体专题上偶有涉及外，几乎见不到傅斯年的身影。这一时期几部通史性质的学术史或史学史著作，譬如杨东莼的《中国学术史讲话》（北新书局1932年出版）和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1年出版），都向下延伸到现代部分，对当时的学术研究进行了扼要论说，但傅斯年同样没有“抛头露面”。和傅的备受“冷落”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顾颉刚所受到的普遍重视。在上述学术史家的笔下，顾颉刚在现代学术版图中占有至为关键的位置，不能不特别予以指出。
这种情形的出现，并非导源于时人对傅斯年研究成果的轻视甚至忽视，顾颉刚本人便在《当代中国史学》中对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一文给予了极高评价。他认为，此文面世之后，“古代民族有东西二系的说法几乎成为定论了”。稍微晚出的邓嗣禹《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编纂学》一文也为这一判断提供了很好的佐证，该文直接以结论的形式引用了傅斯年的论点：“中国古代有两大族系：东方的殷和西方的周。”同时还指出，“这种中国族系二分法已被公认为史实，尽管并没有界定东西方的明确标准。”虽然对其研究成果推崇有加，但从总体上看，当时的学术史家显然并未将傅斯年归入现代史学历程中灵魂人物的行列。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一方面是重估“民国史”思潮的兴起；另一方面，“机构”在当今社会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模式和组织，史语所作为唯一一个成立于民国时期而又延续至今的学术研究机构，理所当然地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也许正是这些因素，使傅斯年在现代史学脉络中的重要性逐步凸显出来，直至被推到现代史学的中心位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及其中提出的“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主张，作为在20世纪前期占据主流的史料考订派最经典的文本之一和最鲜明的宣言，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被接受。早期学术史中几乎“不见经传”的傅斯年也赢得了“史学革命”倡导者的桂冠，一种谈及民国学术必须论及傅斯年的风尚成为共识。
事业成就与学术建树
我们目前已经能够看到不少将傅斯年列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主干人物的学术史作品，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可说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书中系统总结了傅斯年的四大贡献：理论上，揭橥“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之大旨；方法上，先是发展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后以演进观点融合中西语言历史门径，开创思想史研究的新方法；实践方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规模的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著述方面，则有《性命古训辨正》及《夷夏东西说》。细究起来，上述概括和表彰至少有一半建立在傅斯年学术事业的基础之上，而这在通盘侧重史学思想和著述的《新史学九十年》当中，是极为特异的。而其格外强调傅斯年学术管理和组织才能，在有关傅的研究中具有很大的普遍性，一些学者论述的笔触还时常超出傅本人实际的研究工作而旁及其他领域，希望以此来全方位树立傅斯年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殷墟发掘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
众所周知，殷墟发掘是史语所创建初期最重要的学术活动之一，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而当时有关殷墟历次发掘概况的学术史叙事通常将其视为史语所的集体性工作，或者直接标明由李济、董作宾主持。只是到了晚近一些时候，殷墟和傅斯年的名字才开始有了更加密切的关联，有学者借助史语所“公文档”等资料，铺陈傅斯年的史料眼光和积极斡旋对殷墟发掘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把他推举到和李济并驾齐驱的位置，同时相应地否定了董作宾的工作方针。对于傅斯年在殷墟发掘中所付出的一系列努力，李济的《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等文章已经给出了清晰的说明。
事实上，遑论殷墟发掘一事，甚至早期史语所的种种作为都带有傅斯年浓厚的个人色彩，这一点并没有多少人会予以否认。问题在于，把这些工作直接与傅斯年勾连起来，无异于在“事业成就”和“学术建树”之间划上等号。况且，史语所乃是民国时期人文学术研究的最高官方机构，倘若将它的威慑力和影响力化约为傅斯年的个人功绩，也就绝不可能构成任何真正有价值的叙述。
专门贡献与全局意义
对比20世纪前后期的学术史著述，我们可以看出，傅斯年是一位被重新“发现”并被加以重新“建构”的人物。这些新的“建构”事实上是在试图绘制一幅面貌全然不同的民国学术版图，譬如“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就是一个明显属于学术史范畴的断语。设若这个此前从未有过的“革命”能够成立，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另外一种20世纪史学学术史，而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学术史叙事的固有格局也将随之被打破。
其实，学术史、思想史上向来不乏被重新“发现”的人物，类似的“发现”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洞见，但究竟何种意义、层面上的定位和论说才称得上是允当合理的，依旧需要审慎定夺。以傅斯年而论，如果是某一有关中国现代学术机构，或是20世纪民族史研究的论著，其中没有对其进行必要的叙述和评价，那当然是作者的失职和纰漏。换句话说，我们尽可以在某些专业领域之内，或者某些“点”上对傅斯年作出充分的衡估。但与之不同的是，学术史其实是一个相当逼仄的舞台。在规模有限的前提下，哪些人有机会粉墨登场，哪些人隐居幕后，都有着特定的尺度和标准；它所要展现的时间和空间跨度越大，就越是“偏爱”那些引领学术潮流、创立学术范式的人物或著作。因此，即便是某一领域内造诣精深的名家，也不见得一定会被写入学术史。我们这里所关注的20世纪前期，正值中国传统学术迈入现代殿堂的转型阶段。从时间上来看，当1927至1928年间傅斯年开始筹建史语所这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规模的研究机构”时，中国历史学的现代转型已经基本结束，新的学术范式也已然确立。也就是说，史语所是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成果，而远非它的缔造者。说“史学革命”的号角直到此时方才吹响，显然与事实不相符合。
我们都知道，“直接史料”，也就是通常所谓的“第一手材料”――当时当世的记载是整个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而学术史领域里的“第一手材料”，不仅包括各个时代的学术论著等内容，“当代学术史”叙事也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其他“第一手材料”需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史学程序才能使用一样，后人当然不必、也不应处处拘泥于“当代学术史”所提供的信息。但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一个时代有哪些学术人物、著作、思想引发了怎样的震撼或变动，或者把握当时的学界呈现出怎样的基本面貌和形势，在这些问题上，时人的感受和认知或许仍然是最真切和最权威的，有关傅斯年的学术史叙事变迁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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