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是与诗文并列的主要文体之一，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的成就。但自上世纪初，它不仅在创作上受到冷落，极少有人从事，而且在研究上也被忽视。然而自《光明日报》连续刊载“百城赋”以来，美文联翩而出，世人称赏，可见赋体经历一段伏流以后，又在华夏大地喷涌而出了。因而赋体，即使是曾与封建政治
京都大赋起于汉代。先有扬雄的《蜀都赋》，夸赞其乡土，继有班固的《两都赋》为此一文类树立了典范。嗣后，张衡模拟班固写了《二京赋》。到晋代左思历时三十余年，写成万言以上的《三都赋》，成为赋中巨制。《三都赋》虽然是京都大赋带殿后性的辉煌，但其后都邑赋仍然以较短的篇幅，相对省净的形式，绵延不绝（明代大赋仍多）。直到清末，还有程先甲以《金陵赋》著名。
京邑赋，尤其是历代京都大赋，有很强的政治性，它一般都在国家统一稳定时出现。“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藉对宫殿壮丽、财阜民康、仪礼完备的描写，宣扬朝廷的功业与威德，起到使四方向慕，人心归顺，加强国家统一安定的作用。班固写《两都赋》，背景是东汉王朝建立后，“京师（东都洛阳）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西都长安）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阳之议”（《两京赋序》），于是班固乃作赋，批评西都的奢侈，赞扬东都的法度，为东都作为稳定的政治中心，制造了强有力的舆论。左思的《三都赋》作于晋统一之后，这时需要有大著作来宣扬作为国家安定统一象征的京都，以京都位居中心，覆盖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和鼓舞人心。左思在赋中，代表方隅的西蜀公子、东吴王孙夸赞蜀吴两地，而代表统一的魏国先生发表宏论，陈述魏都优越，指出：“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垂为襟也。长世字?者，以道德为藩，不以袭险为屏也。”于是吴、蜀二家为之折服。从而表现了人们对于三国归一的认同，这正适合西晋初年的政治需要。《三都赋》之引起轰动效应，其主要原因，亦即在此。京邑赋对于京都的盛夸，使京都优出于其他城市之上，而手法是以宾衬主，即使对处于宾位的城市，也是以侈丽宏衍之笔，展现其繁盛阔大，因而总体来讲，仍然是“极众人之所眩曜”，显示出国家之广大，包含之无所不有。京邑赋除写帝京、陪都外，历代还有许多写地方州郡城市乃至边疆城邑的。如汉代扬雄的《蜀都赋》、曹魏时刘劭的《赵都赋》、唐代张嵩的《云中古城赋》、明代黄佐的《粤会赋》、丘浚的《南溟奇甸赋》、徐杜的《郑州揽胜赋》、清末程先甲的《金陵赋》。这些，或出于对家乡风土的热爱，或出于对异地风光的惊异，也是以生花妙笔，写京都以外州邑胜概。如扬雄《蜀都赋》不仅写山川的险峻，矿物的丰富，动植的繁多，灌溉的发达，闾阎的密集、纺织的精致，等等，甚至还写到了川菜的香美，读之对蜀中的环境和生活，无限向往。丘浚的《南溟奇甸赋》则写了海南岛风物的奇特。
京邑赋围绕京都和地方名城重镇，从历史到现实，展开多方面铺写，内容往往包括历史沿革、地理形胜、郊甸环境、都市规模、楼台建筑、动植物产、工商贸易、闾阎风情、宗教礼仪，等等，实为一城一市的综合介绍与礼赞。这在古代，大大增长了人们的知识，扩展了人们的眼界，具有很大的认识作用。在今天，仍然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与资料作用。如张衡《二京赋》除以上提到的一些方面外，还写到西京平乐馆中的杂技魔术表演有举重、爬竿、钻刀圈、翻筋斗、走绳、幻术、驯兽、马戏，等等，成为中国杂技史的珍贵资料。《二京赋》还写到国际交往，成为外交史上的重要记录。
都邑赋作为文学艺术中的一枝奇葩，可算出现最早的具有代表性的都市文学，它固然以其自身特有的艺术美，获得广大读者，同时还以其芳泽沾溉其他文学艺术品种。它对都市的描写，从谋篇布局、到内容材料、音韵词藻，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为诗词文等文体的都市题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中国文学通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唐朝时诗取代赋居于中心地位。唐代前期，国势强盛，未能产生如汉代的京都大赋，但诗为了表现盛唐气象，却从汉赋所体现的炎汉气象中受到启发。唐代写京都的长篇歌行，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对汉赋的继承与移植，因而有“赋体歌行”之称。骆宾王的《帝京篇》、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便是其中代表。《帝京篇》开头：“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旨意与班固等人的京都大赋完全一致。真是“读宾王长篇，如入王都之市，璀灿夺目”。清徐增《而庵说唐诗》云：“宾王此篇，最有体裁，节节相生，又井然不乱。首望出帝居得局，次及星躔山川，城阙离宫，次及诸侯王贵人之邸第，衣冠文物之盛，车马饮馔之乐，乃至游侠倡妇，描写殆尽；后半言祸福倚伏，交情变迁，总见帝京之大，无所不有。”所列举的用铺叙串合方式展开种种繁华景物，正是京都大赋的写法。闻一多说：“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合的节奏，他们必需以赋为诗。”（《四杰》）指明了卢骆的长歌对赋体的吸收。唐诗如此，而到了宋代，写都市的词，如柳永《望海潮》咏杭州，王安石《桂枝香》咏金陵，也同样吸收都邑赋的营养，借鉴都邑赋的写法。
在各种文体中，赋以描写见长。并且往往不是一般的三言两语，而是“铺陈描写”。面对纷繁复杂的事物，让诗去描写，不免显得呆板笨拙，缺少诗意诗韵的婉转流动，而赋之“控引天地，错综古今”，“一经一纬，一宫一商”（《西京杂记》卷二）的布局和写法，正是适合于对付“纷纭挥霍，情难为状”（陆机《文赋》）的局面。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说：“赋者铺也，铺采?文，体物写志也。”刘熙载《赋概》说：“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叠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非常精要地讲出了赋体的长处所在。传统的五七言诗侧重于表达社会生活在人情感上的反映，它基本上是线性的推进，面对“情事杂沓”，“千态万状，层见叠出”的情事或对象，诗难以发挥所长，长于铺叙的赋，却能“吐无不畅，畅无或竭”，毫无滞碍，酣畅淋漓地全部见于笔端。京都巨邑“千态万状”，以之作题材，也就只有赋这一体裁最为相宜了。都邑赋作为与都市最为契合的文学样式，跟单纯朴实的农村之宜于诗歌正好对应。
朱光潜曾指出：“一般抒情诗较近于音乐，赋则较近于画，用在时间上绵延的语言表现在空间上并存的物态。诗本是‘时间艺术’，赋则有几分是‘空间艺术’。”（《诗论》第十一章）也是强调赋的铺陈描写特征。今天，读周邦彦的《汴都赋》，或许可以让我们联想起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而古代则有据赋进行绘画的，《世说新语・巧艺》篇载戴安道有《南都赋图》；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载史文敬有《张平子西京赋图》。可见，赋在展现空间景物上，颇具直观性铺陈性的特点，其“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文心雕龙・诠赋》）之长，有诗歌等文体所不及。
文学史上众多文体历来是互补共生的。某些方面近似于自然界诸物种的并存。一种文体有它独特的长处，就没有理由默默消亡。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众多文体，今天仍有其值得借鉴之处。其中有些文体，虽已一度沉寂，但不排斥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还会出现复苏的可能。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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