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文化史的开山之作

湖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一脉。梁任公曾说：“湖北不独能代表长江文化，并能沟通黄河文化。”“一面自己产生文化，一面又为文化的媒介者，因其沟通南北，能令二元文化调和。”近几十年来，研究湖北文化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楚文化上，而很少出现以湖北为独立文化区进行文化史研究的著作，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因而，最

《湖北文化史》是湖北建省以来首部以“湖北”为文化区来研究的文化史，可以称得上是湖北文化史的开山之作。该书着重梳理了湖北行政区划确立以后的文化发展脉络，体要虑周，擘肌分理。既重在考察宋以来之湖北，又注意上溯源头，追寻先秦以来丰富的文化遗产，不仅彰显了历史的继承与延续，又突出了“湖北文化”的主题。全书分别由湖北省内外12名湖北文化史专家撰述完成，每位专家所撰篇章，皆为其学术专长之领域，故立论深厚，功底扎实。通览全书，作者们运用了大量方志、民谣、报刊、文集资料，史料翔实，论证有据，多有创见。捧读《湖北文化史》，其厚重的学术分量，足以令每一位读者获益匪浅。

该书首要的学术价值在于研究思路的创见性。以“湖北”为文化史之区域单位，从而有别于以往的“楚文化”、“荆楚文化”著作。“楚文化”与“荆楚文化”以“楚”或“荆楚”为文化标志，其源头虽然古远，但边界较为模糊、地域较为广阔，不易界定。《湖北文化史》研究视角定格于“湖北”这一行政区划，边界明确，更“便于将研究限制在确定的范围内”。“湖北”概念发生于宋代，该书关注的是宋以来，尤其是明清以来，因湖北行政区划确立而发生的湖北文化现象与文化活动，强调一种统合性、内聚性、统一性，把握了“文化心理”这一同一化区域文化形成的关键内核。“湖北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尤其在于今天的湖北人虽有楚文化的传统，但对其影响更深的，还是明清以来的湖北文化。在此意义上，“湖北文化”与“楚文化”研究，既相得益彰，又各具特色与独特内涵。

在以“湖北”为文化区的写作思路下，该书采用了分门别类叙其流变的写作手法。全文构架与布局，设计精当，分合得宜。开篇之“绪论”，高屋建瓴，纵论文化分区理论以及区域文化史的写作方法，更厘清“湖北文化”之概念，辨析其不同于“楚文化”、“荆楚文化”之内涵，为全书奠定了基础。其下分设文学、艺术、学术、教育、科技、宗教、民族、风俗、性格九篇，务求首尾贯通，足以显示各类文化样式清晰完整的历史轨迹。篇章之间又互相呼应，共同彰显“湖北文化”丰富的内涵与博大的样态。

《湖北文化史》的学术创新还体现在诸多方面，例如：每篇之开篇均设一节“历史的遗产”，追叙本门类文化事项的渊源，从而使对历史文化的探源与溯流有机地结合起来。最为典型的创新在于郭莹教授撰写的“性格篇”。此篇的撰定，显示了作者独具、独到、独特的文化见识。探讨一个区域的文化个性，不能不着眼于“人”这个文化主体。也正是人在实践中显现的鲜明的性格特征使其文化活动的成果富有魅力，使得特定区域文化富有个性。因此，《湖北文化史》专门为“湖北人”的“性格”设立篇章。作者并非大而化之地简单总结湖北人的性格特点，而是通过对大量的文集、方志、谚语、报刊以及民谣进行研究，界定了湖北人朴野劲直、机变智巧、淳顽相半、里俗浮躁的性格特征。作者不仅准确地把握了湖北人在总体上体现出来的文化性格，还特别关注了区域文化对区域内人群的影响，进而从湖北特有的地理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方面探讨了影响湖北人文化性格的主要因素。

作为一部开山之作，《湖北文化史》为湖北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有利于学界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与探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更多“空间更为广阔、内容更为鲜活的新的《湖北文化史》将得以诞生”。